男子在自家水田的田埂放火烧草，不料火势蔓延将邻居甘蔗地的蔗苗烧毁，之后却成原告理直气壮地将邻居告上法院，一件小事引发多次纠纷，孰是孰非？法官明察秋毫，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依法定下判决。
    烧杂草殃及邻家甘蔗  双方签“奇葩”协议
    上思县那琴乡的农民岑某领与岑某斌是同族兄弟，两人刚好也是邻居。岑某领在本屯的“谈定山”的山脚下有一块水田，与岑某斌的一块甘蔗地（面积约26亩）相邻。2013年5月8日，岑某领在烧自家水田田埂的杂草时不慎失火，将岑某斌家的蔗苗烧毁。
    岑某斌很快就发现自家的甘蔗被烧了，找上门要求岑某领赔偿，但是双方因赔偿金额协商不成，岑某斌向那琴乡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2013年5月10日，在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岑某领将人民币3000元交付给岑某斌；岑某斌将失火的甘蔗地交给岑某领经营一年，待岑某领砍完甘蔗后即将甘蔗地再退给岑某斌经营。
    双方各怀鬼胎钻《协议书》漏洞
    在《调解协议书》上签完字后，岑某领立即对岑某斌家被火烧的甘蔗地进行经营管理。
    2014年榨季期间，岑某斌砍伐自家甘蔗时，将其交给岑某领经营的失火甘蔗地甘蔗一并砍伐出售。在岑某斌砍完甘蔗准备装最后一车时，岑某领阻止不成，向那琴乡派出所报案，派出所干警到现场劝岑某斌先停止侵权行为，但岑某斌最终还是将甘蔗运走。
    双方为此再次发生纠纷，这次，岑某领向那琴乡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但岑某斌拒绝了他的提议，岑某领为此向法院起诉，要求岑某斌赔偿经济损失32500元。
    失火甘蔗地面积到底是多少？
    该案一审审理期间，双方对调解委员会调解确定给岑某领经营的甘蔗地的面积有争议。
    一审法院认为，调解委员会在对该纠纷进行调查时，岑某斌主张被烧甘蔗地面积为大约4.5亩，岑某领也表示同意，双方对被烧甘蔗地面积已经达成了一致意见，调解委员会才制作了《调解协议书》。但是后来岑某领主张被烧被告甘蔗地的面积为26亩并进行经营，该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不能提供证据证明，法院不予支持。此外，岑某斌按双方协议将被烧甘蔗地交付岑某领经营后，对该地所生长的甘蔗已归岑某领所有，岑某斌未经岑某领同意，擅自将岑某领拥有的甘蔗砍伐销售，侵犯了岑某领的合法财产权利，根据鉴定机构价格评估，该地着火点周围4.5亩甘蔗产量价格为594元。
    2014年10月14日，一审法院判决岑元斌赔偿岑某领经济损失594元，驳回岑某领的其他请求。
    根据双方过错二审维持原判
    申请赔偿3万多元，最终获赔不到600元，岑某领对一审判决结果不服，提出上诉，他认为《调解协议书》上认定其的经营面积就是岑某斌甘蔗地的面积，应为26亩。
    岑某斌则辩称，如果当初确认的经营土地面积是26亩，他肯定不会签这份调解协议的。
    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由于《调解协议书》对岑某领可经营的土地亩树不明确，上诉人岑某领认为失火的甘蔗面积为26亩，而被上诉人岑某斌认为是4.5亩，从那琴乡司法所的调解笔录第6页可知，双方在司法所调解阶段已确认被上诉人岑某斌甘蔗地失火面积为4.5亩，该调解笔录经一审质证，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二审庭审时上诉人岑某领对调解时确认的4.5亩面积表示反悔，同时主张过火的甘蔗地面积是26亩及被上诉人岑某斌交由其经营的甘蔗地亦是26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第三款“当事人委托代理人参加诉讼的，代理人的承认视为当事人的承认。”和第七十四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的规定，因上诉人岑某领未能提供证据推翻调解笔录及证明其新主张，法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
    双方都应为自己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被上诉人岑某斌错砍了该4.5亩甘蔗地的甘蔗，需赔偿4.5亩甘蔗地的损失给上诉人岑某领。上诉人岑某领请求被上诉人赔偿26亩甘蔗地的损失，依法应仅支持4.5亩甘蔗地的损失，对剩余的21.5亩甘蔗地的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综上，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了岑某领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