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城区法院大菉法庭创新“点线面”司法服务模式

    以盛产玉桂、八角闻名的大菉镇，位于防城港市防城区西北面，面积为224平方公里，全镇辖1个社区和16个行政村，总人口近5万人。作为基层最前线的“公正守护神”，面对纷繁复杂的矛盾纠纷时，大菉人民法庭又是如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践行司法为民宗旨的呢？大菉法庭负责人李科杰给出的答案是：点、线、面相结合。
    点上开花，设立调解联络站。一间十多平米的办公室，中间端正摆着一张长方形桌子和八张椅子，墙上一副写着“让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的对联格外醒目。这个被称为“调解联络站”的地方虽然不大，但发挥的作用却不小。今年1—10月份，大菉法庭所调解的24件诉讼案件中，有18件就是在调解联络站完成的。不仅如此，调解联络站还在诉前指导、参与化解矛盾纠纷15起。像这样的调解联络站，整个大菉镇共有8个。
    大菉镇与防城城区近五十公里，道路蜿蜒崎岖，群众出行困难，即使开车常常也需要一个小时，而且大菉镇有90%为农业人口，一到农忙季节，与外界联系更加不便。为了满足群众司法需求，妥善解决矛盾纠纷，2014年以来，大菉法庭便相继在辖区设立了8个调解联络站，主要目的是通过在每个站点聘请2—4名村干担任联络员，让群众在遇到纠纷时能够得到先行调处，如仍未解决的，再由联络员第一时间联系到法庭法官，及时到达现场进行化解。此外，调解联络站还设立有“庭长下访日”、法官信息栏和便民联络箱，确保群众与法官保持紧密联系。
    “李法官吗？我是老黄啊，前短时间我们村的阿兰不是找到你们那说想离婚吗，现在她那口子越来越不对劲了，隔三差五就嚷着要报复阿兰，我们怎么劝都不顶用，你是不是找他们谈谈？”11月的一天，李科杰接到了调解联络员、那批村村支书黄永尚的电话。
    原来，今年9月阿兰在丈夫谢某和子女们均反对的情况下，坚持以谢某有家庭暴力以及分居八年为由，请求法院判决双方离婚。眼看过两天就要开庭，李科杰却接到了村支书的“求助电话”，他这才意识到就案办案未必能取得案结事了的效果。经过深思熟虑后，李科杰分别联系到阿兰和廖某，耐心倾听他们的意见，得知阿兰对家庭还有感情，只要廖某愿意改过自新应该有回旋余地，而廖某也透露自己声称要报复阿兰也是一时气话。
    了解了症结所在，李科杰邀请夫妻双方及子女们到大菉法庭坐在一起，悉心劝导谢某要尊重妻子、爱护家庭。不忍失去妻子的谢某也逐步认识到了自己的过错，并向阿兰“约法三章”，如果今后再有打骂阿兰的行为，就赔偿原告精神损失费10000元。最终，阿兰和廖某同意调解和好，在签收调解书后拉着儿女们的手高高兴兴离开了法庭。
    线上沟通，推行信息化建设。10月26日，防城港中院院长杨智军到那德村调解联络站开展调研时，看到一张写着“防城区法院大菉法庭便民联系卡”的小卡片，上面除了标明大菉法庭地址和法官联系方式外，还在显眼处印有一个二维码，并不忘“温馨提示”：关注大菉法庭公众微信号，获取更多便民信息。随后，杨智军院长不禁拿起手机进行了“扫一扫”……这样的操作，几乎每天都在大菉镇上演，因为这个公众微信号，着实让群众省了不少气力。
    大菉法庭仅有2名法官和2名干警，如果不创立出一套符合辖区实际的工作机制，不想法设法提高工作效率，很难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为此，大菉法庭不仅在调解联络站的建设上下功夫，还逐步形成了“打造掌上法庭”的全新理念。2015年10月，考虑到智能手机已经在大菉镇全面普及，且微信用户也不在少数，大菉法庭正式推出了公众账号。
    据了解，该平台共有官方发布、审判工作、便民沟通等三大板块。其中，官方发布板块主要用于发布防城法院和大菉法庭的工作动态，突出一个“新”字；审判工作板块主要用于展示法律文书模板和典型案例，突出一个“全”字；便民沟通板块主要提供网上预约立案、案件信息查询、法官辨法析理等服务，突出一个“快”字。三大板块的运用，有效解决了群众关注的“相关法律文书怎么写？”、“民事案件诉讼流程是什么？”、“立案时具体需要准备什么材料？”、“案件审理进展到哪个环节？”、“与自己相似的案件怎么判？”等问题。
    自大菉法庭公众微信号推出以来，已累计推送信息37条，平均浏览量达700多次，共为28名群众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吸收粉丝200多人。
    此外，大菉法庭还进一步优化全区法院局域网的公文签章系统和手机办公系统，自主研发“审判小助手”，实现了在调解联络站5分钟立案，随时随地调解并即时领取法律文书，改变了法庭法律文书必须回到法院本部盖章的“旧模式”，极大减轻了法官的办案成本和群众的诉讼成本。“‘审判小助手’的成功运用，既方便了群众，也减少了法庭40% 到70 %的工作量，让法官不再为来回奔波而分神劳身。”大菉法庭法官钟恒浩明显尝到了甜头。
    面上突破，借力调解智囊团。“如果不能按时拿到赔偿款，我就要跟他干到底，直到让他被判刑为止！”7月16日，出离愤怒的老朱这样对李科杰说。老朱如此激动并非毫无理由， 2014年的8月28日，他与同村的老邹因为口角发生肢体冲突，结果自己的右脚和左手被打伤，老邹则被公安民警进行拘留。但事情过去了快一年，老朱始终盼不到老邹理应赔偿2000元的医药费。
    然而，老邹的悲惨境遇却让李科杰始料未及——已年近60的他，家境贫寒，父母双亡，至今未婚，收入微薄，几乎所有的苦难都降临在他身上。雪上加霜的是，2014年其胞弟因车祸去世后，弟妹不忍生活艰辛，2015年春节前带着刚满月的小女儿离家出走，抚养另外4个侄儿的重任也落在了他肩上。2000元钱对他来说无异是笔巨大开销。
    面对这种情形，李科杰清楚调解无疑是最好的解决方法，但老朱表示必须要全额赔偿，老邹坚持认为自己既然已经受到了拘留处罚，又垫付了700元医药费，不应再支付赔偿金，况且他拿不出那么多钱。在调解陷入僵局时，李科杰想到两人在法官面前肯定都抹不开脸面，必定要争个你输我赢，而乡亲们对老朱、老邹的情况都比较了解，平时来往也比较密切，更加容易做思想工作，借助他们的力量，或许可以取得不错的效果。
    随后，李科杰找到老朱、老邹的亲朋好友以及村干、族老，向他们细致分析调解的意图和方案，进而取得理解和支持。按照预定计划，这支“调解智囊团” 一方面劝导老邹应自觉履行法定义务，不要因为一错再错让自己陷入邻里不和、孤立无援的境地。一方面说服老朱体恤老邹的实际困难，特别是孩子们不能没有老邹这个“顶梁柱”，并共同为老邹的信誉担保。
    在调解智囊团的不懈努力下，原本剑拔弩张的双方很快达成了调解协议，老邹同意赔偿老朱医药费2000元，其中1000元为立即支付，剩余的1000元于2016年2月8日前支付。当天，李科杰还以个人名义给老邹和孩子们送去了大米、猪肉、食用油等生活必需品，让老邹感动不已。
    “虽说公道在在人心，但人心也是肉长的，有时候就需要用情理和法理进行调和，让当事人真正听得进、想得通，调解智囊团恰恰能扮演好这样的角色。”李科杰一语道出奥妙。（防城港中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