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近几年来，随着新闻媒体对案件关注的不断深入，已经从之前的对宣判结果的报道，逐渐向宣判前更广泛地深入介入案件。客观地说，新闻媒体的介入属于社会监督的范畴，加强监督有助于司法公正，同时这也是新闻媒体行使监督权的过程，比如没有舆论监督，贵州习水案的案犯可能还在逍遥法外。另一方面，媒体对案件的关注，由于国家对新闻媒体对案件的报导目前尚没有明确、统一的规定，既便一些地方制订了法规予以限制，但由于不够规范或者缺乏可操作性，实际作用并不大，使媒体的报道影响了案件的审理，客观上对司法公正也产生了负面影响，“全民法官”的出现，不但使法治权威造成损害，实质上也损害了法律对每一个人公正的机会。
那么为什么法院作出判决之后，并没有完全得到民众支持，质疑改朝换代仍然不断，法院应当如何恰当地理顺与媒本的关系，法院应当如何审理媒体关注的公诉案件如何审理，本文将予以深入探讨。
    二、媒体关注案件审理的现状及特点
    近来，公诉案件的审理已经成为媒体报道中必不何少的一部分，从对《广州日报》一年以来对案件关注情况的分析，发现几乎每天都有刑事案件见诸报端，即使没有分诉案件审理的情形，也会有关于公诉案件审理的评论；其中对于社会热点关注尤为强烈，百姓关注的，就是媒体要报道的。
    从目前媒体报导看，“深圳梁丽案，杭州飙车案，湖北邓玉娇案等，都因媒体对于“吸引眼球”之点的报道，使案件迅速成为舆论的重心，媒体似乎也是以正义的守护者自居，对案件的审理“直舒胸臆”，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三点：一是作煽情式报道，刻意突出某部分事实；二是为某一方当事人提供陈述观点和法律意见的机会；三是断章取义，对案件随意下结论，定罪名。
    在法院审理过程中，由于媒体或者部分公众通过媒体已经直接给某人定罪，在这种情形下对案件的审理，法官已经无法完成独立审判的任务，一般会由院领导提出方案。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媒体已经使法院处于一种极端尴尬的局面：或回应民意，或不理会民意，最后往往是法院迫于压力作出妥协。
    可以发现，现实生活中，司法起着明辨是非的作用，而且对于越贫穷落后的地方所发生的刑事案件，司法越起到精神支柱的作用，这种案件也越受关注，特别是其他机关没有成功回应他们的利益需求的时候，当事人反对自以为不公正对待的动力也越大。媒体在这其中起到了一种代民宣言的作用，如果案件的审理与善良公民或者说记者等人的普遍意识相吻合还好，否则就会造成舆论的强烈不满，这种不满来势汹汹，承办法官往往难以招架。从审理中可以发现这类案件有以下特点：
    （一）从案件起因来看，大量案件表现为在其他机构没有发挥应有作用，良好地化解矛盾，导致矛盾激化、升级。如果没有习水检察院在事实没有完全查清的情况下就轻易起诉，舆论也不会激愤到“不经强奸幼女罪下判就是包庇和放纵”的地步；如果杭州交管部门不是仅凭当事人的供词就认定是“70迈”，关于“危害公共安全罪”和“交通肇事罪”的争论也不会引起如此轩然大波。其症结在于相关机关在处理案件过程中没有正确、恰当地履行其职责、长期对民众利益的漠视激发了民众对公权的对抗情绪。一定程度上也是对机关公信的严重怀疑，从而最后将矛盾推给了司法机关。
    （二）从案件发展来看，媒体起着极不光彩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一是偏听偏信，加入主观色彩，在案件报道中，诉诸感情，以公正卫道士的面目出现；[1]二是监督越位，着力深度报道、全面报道，对案件审理中一些未公开信息予以公布，对影响案件定罪量刑的部分证据夸大、扭曲，甚至以对当事人本人的主观评价代替对其客观行为的法律评价；三是宣传强调“噱头”，不顾客观事实，使用强烈引导性词语。如在“飙车案”中，标题突出“富家子弟”，以《杭州富家子弟弟撞人案始末》、《富二代飙车案》等题目扩大宣传，明显是有意将普通的刑事案件变成一个引入社会争议性问题，[2]客观上激化了人们潜意识中的不和谐心理；四是媒体也乐于报道这种“没有风险”的案件。比如就中美名誉权侵犯而言，“美国法院给予言论自由的权重是92%，给名誉权的权重仅是8%，跟中国分别是31%和69%的权重分配决然倒置”[3]，而且中国法院“更多的是保护公众人物（包括明星、其他社会名人、行政官员）的名誉权而不是一般公民的名誉权。”[4]因此媒体积累的不满和对法院的异议在碰到这类公诉案件的时候，就完全爆发出来。
    （三）当事人及其代理人为了赢得诉讼胜利，在案件开庭审理前或对有关证据质证以前，先把相关证据公布给媒体，同进对当事人的个人情况作倾向性介绍，激起人们对当事人的强烈感情，利用证据“先入为主”的方法，混淆法庭查清的事实，造成人们事后对判决的异议，从而客观上达到影响法官判决，进而胜诉的结果。
    （四）在案件审理中，法官面对舆论的质疑和民众对社会问题的不满所产生的不信任态度，一方面要尽量做到审判程序完全公开；另一方面，由于类似案件无法借鉴，媒体关注案件毕竟缺乏明确有效的应对措施，而用适用法律不准确，有可能造成群体性事件；承办法官在不能动用可观的政治资源和社会资源的情况下，会考虑报领导层层审批甚至向上级法院请示，而这一情况一旦为民众知道详情，又会对司法公正产生更大的怀疑。于是各地在处理媒体关注案件时会提前准备预案，对发现有苗头的案件，法院领导会预先作出应对。
    （五）案件的处理过程往往伴随很大的质疑，法官一般会及时做好宣传、解释工作，尽量消除人们的怀疑，而且在压倒性舆论下，对民意也会部分地吸收，做出适当“偏向”民意的判决。但在案件讨论最激烈的时候，很少有专业人士比如刑法学者、刑事律师出来谈论案件，他们大都保持沉默，而出来发言的绝大部分是没学过法、基本依靠自己的政治和道德观的普通民众。
   三、媒体关注公诉案件审理的出路
    就我国而言，完全封闭地审案不符合国情，特别是目前民众对司法机关并不信任的情况，排斥媒体只会激化矛盾。不允许录音录像又太绝对，结合现行司法审判的经验，可以有以下措施：
    （一）坚持科学发展观，正确对待民意、舆论，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争取做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在法官审理案件过程中，要及时报告院领导，并与相关机关进行协调，充分了解民意所反映的问题，针对问题的根源，采用多种手段处理。属于审判范围的，坚决依法处理，并做好善后工作。
    （二）重视民意，主动与媒体沟通，用积极的态度实现案结事了。
    这一点法院不断改进，最高人民法院制订的《人民法院法庭规则》中规定：“旁听人员必须遵守下列纪律：（一）不得录音、录像和摄影……”，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又发布了《关于严格执行公开审判制度的若干规定》，其中规定：“依法公开审理的案件，经人民法院许可，新闻记者可以记录、录音、录像、摄影、转播庭审实况。”最近，最高人民法院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意沟通工作的意见》和《关于通过网络途径加强民意沟通工作的通知》，就加强民意沟通，提出了具体的指导和要求。结合以上规定及现实需要，加强主动沟通可从七个方面着手：
    1、对尚未判决的媒体关注案件，采取积极预案，对可能出现的不利言论，进行适当地引导，重点说明法律审理的程序和相关法律规定及其规定的意义。
    2、对已经一审判决后的案件，尽量维护一审法院的权威。但也要勇于直面问题，客观、平实地介绍案件审理中存在的问题，其实有错误并不可怕，一方面要有承认的勇气，二是要勇于改正。
    3、及时公布审判流程，对案件审理程序步骤公开，可通过新闻发布会等形式让公众了解案件的审理阶段，防止因对程序的不理解，造成对法院的抨击。
    4、切实执行公民自由旁听制度、邀请旁听制度。比如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审判公开的若干规定》，第24条规定，“依法公开审理的案件，我国公民可以持身份证自由旁听。”第25条规定，“对群众广泛关注、有较大社会影响的案件，可以有计划地通过相关组织安排群众旁听，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有关行政机关和社会团体等旁听、观摩庭审活动。”
    5、公开审判，能当庭宣判的当庭宣判，定期宣判和委托宣判的，及时通知相关当事人。正所谓“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案件越是及时审结、及时宣判，案件的社会效果越好。有相当多的涉访涉诉案件就是因为久拖不决，导致社会力量的介入。
    6、裁判文书上网，并提供网上答疑，主动应对质疑，增强裁判文书公开性。裁判文书的及时公布，并且加大说理的力度，事实证明，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解决争议，因此法院应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工作，提高应媒体的能力。
    7、加强与媒体沟通，加强法律个案的宣传，将一些平时审理中的典型案件，及时报给媒体并更有深度地沟通。对于一些涉及腐败的案件，当然也绝不能手软，可以公布投诉电话和网址，充分发挥民众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