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月31日举行的最高法2017年上半年全国法院审判执行工作态势新闻发布会上，最高人民法院审管办主任李亮介绍2017年上半年全国法院受理案件1458.6万件，结案率60.9%，与2016年上半年同比，全国法院受理案件数量增加11.4%，结案数上升9.88%,未结案件数上升13.54%，执行案件全国法院旧存113.03万件，新收执行案件345.28万件，结案229.45万件，未结案件228.86万件，分别较去年同期上升了15.93%、31%、17.89%、36.86%。李亮表示全国法院新增案件在不断上升，各级法院面临较大压力。

    众所周知，目前相关法律、司法解释规定，执行案件立案后，要向被执行人发送执行通知书，被执行人仍未履行，再发送报告财产令及限制高消费令，未申报财产的或不遵守限制高消费令的，法院可依职权将被执行人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并送达被执行人，执行工作中所有实施的执行裁定书，也需要送达被执行人，最终结案时，又需要送达结案通知书。整体看来，过程非常繁琐，占用了巨大的司法资源，也消耗了巨大的社会资源、自然资源。

    从目的上来分析，最高人民法院对执行工作作出的这些要求，本质上可能是为了保障公民的知情权等合法权益，但从实际操作上来看，却降低了执行工作的效率，不能取得应有的社会效益，也淡化了公民对司法为民的期望。

    我们应当认识到，在民事诉讼中，原告与被告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但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的法律地位实际上是不平等的，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不仅已经违背了诚信的道德，也没有尊重法律，正因为如此，所以才需要强制执行，以保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权威。现实中，向法院起诉的经济成本大多情况下公民基本都能负担，最大的成本恰恰是时间成本，民事案件简易程序审理期限三个月，普通程序六个月，再加上可能的公告等法定延长期限，以及上诉等，当事人要应对的实际上是严峻的挑战，而当胜诉后，对方仍不履行义务，却又要等待漫长的执行工作，就不难理解当事人对法治的信仰产生了动摇。

    总体上评价，司法应当“公正优先，兼顾效率”，因为司法公正是法律的本质追求，只有司法公正才能维护法律的尊严，然而，效率却是通过司法实现公正的最佳状态，没有效率的公正是没有意义的，正所谓“迟来的正义非正义”，低效率的司法工作无法及时有效实现正义的结果。所以我们也应当实事求是的看到，司法从内在需求上讲，在执行程序中，应当适当偏向效率的提升。

    正所谓强制执行，那人民法院就并不需要发送执行通知书，可直接采取执行措施，只有采取实质性的强制执行措施后，才需要通知被执行人。例如，冻结被执行人的银行账户，则不需要通知，常理上来推论，被执行人知晓了法院已将其银行账户冻结，那他继续使用该账户的概率无限接近于零；而划拨了被执行人的银行存款，则需要通知被执行人，因为法院行使强制执行权对被执行人的财产进行了处置。同理，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本身就是一种惩戒措施，亦无需通知被执行人。实际执行中，因为是民事案件，亦有相当数量的法人或自然人的下落无从查找，对于这种情形，当前相关法律规定却仍作了送达的要求，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对司法资源、社会资源、自然资源的浪费。通俗的讲，对于没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被执行人，人民法院应当迫使其主动来找法院，而不是陷入到处寻找被执行人的怪圈。

    当然，会有人质疑如此执行方式的变更，如何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看到，在法院的办案系统中，只有已经立案的执行案件中的被执行人，才能够对其采取执行措施，而相关司法解释也规定了，执行异议审查和复议期间不停止执行。当然，法院也可以相应修改执行标的给付的期限条件，例如，划拨到法院账户的执行款，应在款项到账的15个自然日后、45个自然日内发放，以平衡被执行人的权益。我们都知道，强制执行的依据本身就是已经生效的裁判文书，而这是民事诉讼程序中必须送达当事人的，因此，删除目前相关法律、司法解释规定中关于向被执行人发送执行通知书等法律文书的内容，并不对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构成实质的侵犯。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指出，要实现“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的目标，任务还十分艰巨繁重，要认真总结经验、查找差距，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确保完成预期目标任务。我们要看到，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社会的道德水平有所下滑，诚信危机不断扩大，同时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全国各级法院收案数持续大幅增长，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刻，将司法局部的向效率有所侧重，不仅不违背“公正优先，兼顾效率”的原则，而且有助重构社会诚信体系，提升法律权威，及司法公信力，对能够及时有效地实现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具有积极的意义。（王四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