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并不是天生的辩证唯物主义者和历史唯物主义者。他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曾经历了一个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到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他通过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批判，实现了从旧哲学到新哲学的革命变革。
一、青年黑格尔派时期

马克思在柏林大学学习期间曾一度倾向于康德和费希特哲学。康德、费希特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把应有和现有、理想和现实对立起来，用“应有”批判“现有”，用理想批判现实，而不注重研究现有和现实本身。马克思认为这样的方法脱离了实际，显得空洞乏力，从而转向了对“应有”和“现有”作辩证理解的黑格尔主义。19世纪30年代中期形成的青年黑格尔派以自我意识哲学为武器，勇敢地批判宗教教条，宣扬信仰自由和出版自由，并试图从黑格尔辩证法中引出革命的结论，为变革封建专制制度而斗争。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的交流，使他更深入地研究了黑格尔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的辩证法思想。

写作博士论文时的马克思，还是个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者。首先，马克思在论述人与现实环境的关系时，强调通过改变环境来实现人的自由。第二，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一样，把自我意识看作世界发展的决定力量，强调哲学在改造现实世界中的作用，但在哲学与现实世界的关系上，他强调二者的辩证统一，既不同于黑格尔主张思维与存在的同一而否定哲学对世界的改造作用，也不同于青年黑格尔派把二者对立起来，把自我意识绝对化。第三，马克思和青年黑格尔派都反对黑格尔调和哲学与宗教的思想，坚决地用自我意识去批判宗教，否定神的作用，肯定人的作用。第四，马克思十分注重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高度赞扬了辩证法的革命精神，同时也揭露了黑格尔哲学的保守性、妥协性及其根源。他写到：“这种表面的可能性本身的最深刻的根源，在于它的原则的不充分或在于哲学家对自己的原则没有充分的理解。因此，如果一个哲学家真正适应了，那么他的学生就应该根据他的内在的本质的意识来说明那个对于他本人具有一种外在的意识形式的东西。”在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中，他的思想不仅同黑格尔哲学有了重大的区别，而且也已经开始越过青年黑格尔派。

二、开始转向唯物主义

1842年10月马克思担任了《莱茵报》主编，新的岗位使他跳出了单纯研究理论问题的圈子，深入到现实生活中去，从而为他向唯物主义的转变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马克思在这一时期的著作表明，其基本倾向仍属于辩证唯心主义，但在探索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他的思想已经在发生变化。另外，1843年1月7日，费尔巴哈先后出版了《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和《未来哲学原理》，系统地论述了人本学唯物主义的思想，明确主张把黑格尔哲学颠倒了的思维和存在、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颠倒过来”，这对马克思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正是对《莱茵报》时期现实斗争经验的反思和费尔巴哈哲学的思想，导致马克思开始向唯物主义转变，并第一次批判了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在国家和市民关系问题上的唯心主义观点，论证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思想。黑格尔在他的《法哲学原理》中，把国家看作自在自为的现实的理念，它在概念的运动中把自己“分为家庭和市民社会，即分为自己的有限的两个领域，目的是要超出这两个领域的思想性而成为自为的无限的现实精神。”黑格尔认为，家庭、市民社会在国家之前只是想象和经验关系，本质上是家庭和市民社会从属于国家。而在马克思看来，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真正的构成部分，是国家存在的方式，家庭和市民社会本身把自己变成国家，它们才是原动力。“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天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它们是国家的必要条件”马克思还从方法论上揭露了黑格尔国家观的唯心主义实质——泛逻辑神秘主义，指出黑格尔关于家庭和市民社会向国家推移的论述“不是事物本身的逻辑，而是逻辑本身的事物。不是用逻辑来论述国家，而是用国家来论证逻辑”这正是黑格尔所擅长的从本质领域到概念领域的逻辑推演，把绝对理念视为创造一切的神。马克思还对黑格尔辩证法进行了初步批判和改造。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深刻之处在于他处处都承认矛盾的存在，其“主要错误在于把表象中的矛盾理解为本质中的理念中的统一”因而主观任意地调和矛盾，取消了对立面的斗争。但黑格尔并没有说出对立的全部尖锐性，而是借助于“等级要素”、“立法权”等中介，来调和市民社会和君主之间的对立。马克思还批驳了黑格尔关于国家制度的前进运动是一种“不可察觉的无形变化”的观点，他指出：“诚然，在许许多多国家里，制度改变的方式总是新的要求逐渐产生，旧的东西瓦解等等，但是要建立新的国家制度，总是要经过真正的革命”只有当“人民成为国家制度的原则”，进步本身也就成了国家制度时，才能避免通过革命来推翻旧的国家制度。

马克思在写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也在筹备创办《德法年鉴》。他于1843年9月底离开德国，前往革命思潮十分活跃的“新世界的新首府”——巴黎。在这里，他一方面继续进行理论研究，另一方面深入了解工人的生活和斗争，从而加速了他向唯物主义的转变。首先，马克思批判了鲍威尔把犹太人和其他人的解放归结为纯宗教问题的观点，指出并不是世俗狭隘性的原因，而只是它的表现。因此不应该把世俗问题化为神学问题，而要把神学问题化为世俗问题。第二，马克思认为，产生社会压迫的根源不在宗教中，而是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因此实现人的真正自由，不是摆脱宗教而是要消灭宗教产生的社会关系。第三，马克思在探索实现“人类解放”道路时，论述了“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的关系。他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也就是说，为了实现人类解放的任务，就必须把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结合起来。在其博士论文中，马克思把实践看作理论批判活动，在这里则把实践看作改造社会的物质活动。这是他在实践观上的一个重要发展。马克思对上述问题的论述，是以“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的基本观点出发的，这表明他还明显地受到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但是他对宗教的根源的揭示，把“人类解放”归结为消灭私有制，以及对革命实践的论述，又远远超出费尔巴哈。也正是在这些基本点上，马克思已经实现了向唯物主义的转变。

三、从异化劳动理论到唯物史观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提出了异化劳动理论，他从异化劳动理论出发，分析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各种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取得了对唯物史观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的成果。

首先，由于马克思把人的本质归结为劳动，即自由自觉的活动，把社会历史归结为劳动异化和扬弃这种异化的历史，因而就很自然地把生产劳动看作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的历史，同时也是人改造自然的历史。自然界对于人类而言的生成过程，也就是人类社会形成和发展的过程，而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统一的基础就是劳动。所以人类社会的历史在本质上就是人类通过劳动使自然界变为“人化自然”的历史。正因为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一部分，因而人类社会历史和自然界一样，有其客观规律性。这就与黑格尔把社会历史归结为精神发展史的思辨唯心主义划清了界限；而把自然史观理解为“人化自然”的历史，又使马克思与费尔巴哈把自然界仅仅看作直观对象而不是实践对象的形而上学观点区分开来。

其次，马克思还指出，在生产劳动中，一个人生产的产品，不仅为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且也为满足别人的需要，这种产品不仅体现自己的本质，而且也体现别人的本质。因此，在生产劳动基础上，个人的产品变成了社会的产品，个人变成了社会的人。这表明马克思一再向生产的社会关系的概念接近，尽管还带有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但与费尔巴哈又有重大区别。费尔巴哈也曾说过，人的本质体现在团体中，体现在“你”和“我”的统一中，但他所讲的统一的基础是感情“爱”，而马克思所讲的统一的基础是生产劳动。

第三，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观点，马克思不仅把实践引入到了认识论中，也将实践引入了历史观。实践观第一次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范畴被提出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从根本上批判了费尔巴哈和一切旧唯物主义的局限性，表明马克思同旧唯物主义划清了界限。旧唯物主义把对象、现实、感性理解为客观实在和认识的客体，这是它区别于唯心主义之处，但它没有看到实践在社会生活和认识过程中的作用，它离开社会实践去理解客观事物（包括社会历史），把客观外界仅仅看作是认识对象，而不是改造的对象，从而忽视了人对客观世界的能动作用。马克思还指出：“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就是说，唯心主义看到了主体的能动性，但把主体能动性夸大为精神创造客观世界。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最后，马克思总结了自己的哲学与旧唯物主义的对立：“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即旧唯物主义没有指出人的实践性，因而不了解人的社会性及其发展，而新唯物主义则要通过实践去“改造世界”。

张晨妍 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区南孟镇人民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