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是以人为基础的消费、投资、出口等活动，人口数量增长和结构的变化，是影响经济涨落的重要变量因素。我们最近在做中国人口增长、结构和流动与国民经济变化数量关系的课题研究。回归了2013年全球208个国家和地区数据，趋势是人口生育率和自然增长率越高，GDP增长速度越高，反之则越低。中国2014年人口生育率为1.4左右，自然增长率5.21‰，回归的GDP增长率应当在3%到5%。
从中国人口增长看，1987到1994年，是一个较陡的下行曲线，在20年后必然会造成新劳动力、新进入工作岗位有收入人口增缓和减少，结婚成家租赁购置房屋的人口也相应增缓和下降。其结果是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劳动密集性产业利润率下降甚至亏损；出口竞争力受到影响；住宅、装修和家电等需求放缓萎缩。
而0到14岁人口从1999年的31950万人，减少到了2010年22259万人，规模萎缩接近1个亿。也就是说，从入小学起的2005年开始，到2017年小学和初中教育规模，年平均在校生将减少881万人之巨。实际也意味着这个阶段年龄消费人群的负增长，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消费的负增长。 
1994到2006年，仍然是一个较陡的下行曲线。2014年人口增长率在5‰的低水平上；目前的生育率也只有1.4左右；人口结构将快速老龄化，意味着国民经济中养老的成本将急剧上升，出口竞争力将进一步恶化。
另外，人口流动和城市化，也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从数据看，近两年2.7亿农民工，加上其进城家属3亿人口左右，在务工地购买住宅的不到1%，在家乡附近县城等买房的14%左右；农民工在城市购房的房价收入比，全国平均10以上，大中城市和都市则更高。而从2015年城镇中的住宅存量看，在3到3.3亿套，除去农民工人口在城镇购买的住宅，1.4亿左右的城镇居民家庭，每户平均有2套住房，供给已经严重过剩。2015年起结婚需求住宅的人口数量下降；随着老龄化加速，人口死亡率上升，独生子女继承住宅增加；以后城镇住宅过剩问题将更加严峻。这些数据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中国的农村人口，青年时从老家出来，到城镇中去务工。他们只是在力壮时到城镇务工，老年时，85%的还是要回流农村。农民建设的城镇中的住宅，实际上被城镇居民除了居住外，当作他们的投资财产了。也就是说，85%的城市化进程已经中断，如不进行调整，不可能再有所谓的国民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了。
可以看出，这样一种人口增长和流动基础格局下的国民经济，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一下，略升一下，刺激过后，仍会继续下行，最低很有可能跌入3%—5%的范围，而且陷入长期低迷的区间。应对上述国民经济的下行，必须对人口生育和流动政策加以调整，才能使国民经济逐步恢复景气。
首先，2016年尽快取消行政性计划生育，停止社会抚养费征收。实际上，实行所谓的单独二孩调整后，原来预计2014年生育200万人口，但申报的只有100万对夫妇，真正生育的仅有47万。笔者认为，生育即使全面放开，由于中国很多家庭收入有限而不能应付较高的生育抚养成本，加上8%左右的妇女不孕不育，以及与韩国、日本和台湾地区鼓励生育的困难程度看，中国新出生人口的增加，可能并不乐观。
社会费抚养费，实际上是对没有按规定生一胎，超一胎或二胎的城乡居民，特别是对农民征收的一种税收，年规模在200到300亿元之间。实际上，改革开放前中期，许多个体户和中小企业是农民创办的。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大部分经费供养了计划生育部门和基层政府，成为国民经济的负担，而收缩了农民送子女上学等方面的消费能力，也大大缩减了农民的创业资本，使得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农民创办中小企业增长速度下降，甚至负增长。因此，取消社会抚养费征收，本身就是降低税负和刺激消费及投资创业的一项财政政策。
调整人口政策，逐步将人口生育率恢复到2。从近期看，婴儿增加，会逐步地增加孕育、妇产、婴儿、幼童等消费；奶粉、玩具、童装、幼教等支出会增加，这些消费的供给品生产会扩张；保姆和其他家政服务需求会加大；小家庭生活便利和老年人安静需要，住房需求也会因新增人口而有所增加。从中长期看，小学、中学教育逐步会恢复，并在大学过剩一段时间后，增加其入校学生。而且，这一阶段的消费会形成从小到多的累积性增长，抗击国民经济过度下行。从远期看，20年后的2016年开始，劳动力人口逐步得到恢复，避免中国经济一定程度的复兴后，持续衰退和二次衰落。
其次，调整人口流动政策，不是户籍放开适应于有关改革优柔寡断的进程，而是彻底开放户籍，倒逼改革，使教育、社保和其他公共服务等体制适应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的需要；改革农村土地体制，无论什么样的方案，结果需要使农民得到合理的财产性收益；改革建设土地，从农村和城郊征用为国有，由政府行政寡头垄断卖地的方式，集体建设用地，只要符合规划，就可通过非政府而由政府监管的市场交易直接进入建设市场；集体土地也可通过入股、出租等方式，进入建设领域。
只有这样的政策，才能使农村人口象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一样，有创业的资本能力，有到城镇购买住宅的能力，进入城镇后获得政府同等的教育、社保和其他公共服务；才能将土地和住宅的价格控制住，使农民在务工地买得房屋；才能使基本中断的城市化进程恢复起来，使国民经济重新增长获得人口流动和城市化推动力。
总之，我认为，这次的经济下行，是一个长期性的难题。需要财政货币政策和人口政策调整相配合，短期政策和长期战略措施相协调，加以治理，有希望将国民经济保持在6%到7%的中高增长区间；否则，根据人口走势，经济增长率很可能会持续下行，降低到3%到5%的低迷水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