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

    李鸿章是富于争议的历史人物。近年来多有人为其“翻案”，认为李忍辱负重、韬光养晦，使大清得以续命数十年。果真如此吗？
    李鸿章是否替大清续命作了贡献，是我所不知；但李的“忍辱负重”和所谓“韬光养晦”最终“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则又是历史所明验了的。我们熟知，越王勾践忍辱负重、卧薪尝胆，最终“三千越甲可吞吴”；秦孝公忍辱负重，割让西河之地，而经变法图强，最终全部收回；普鲁士屡败于拿破仑战争，领土尽失，一度衰弱，而俾斯麦忍辱负重，励精图治，最终普法一战尽雪前耻；列宁领导俄国革命，也曾忍辱负重，一度割地赔款，与德国签订不平等的《布列斯特合约》，丧失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然“一战”之后又将其收回。古今中外，以“忍辱负重”而收其大功者比比皆是，何以李鸿章之“忍”而功败相反，最终致其身败名裂？
    我今试言之：
    以权势论，李鸿章的身份不是一国之主，而大清的主人慈禧又没有勾践、秦孝公、威廉一世和列宁辈的励精图治之心，恰恰相反，慈禧还要提防李鸿章的汉人身份，对李不甚信任。这就决定了李鸿章虽能为大清争取苟安，却很难为大清争取他所期望的改革。此其一。
    以才能和魄力论，李鸿章不及商鞅、俾斯麦与列宁远矣，因此其改革也只限于洋务运动，兴兴工业、建建海军，而对于晚清落后的教育和腐败的吏治几无触及，更别提李有什么政治经济全面改革的思想见识了。而反观商鞅变法与俾斯麦的改革，哪个不是大刀阔斧的复兴之旅？若论魄力，李在官场上还须小心翼翼，唯恐得罪太后及满清权贵，这就使他的可怜的洋务运动也成效不著、浮于表面，其北洋水师在甲午一战中数小时内就被击溃已是明证。所以，李虽能为大清争取苟安，但因其改革的才能与魄力不足，故大清的复兴甚难。此其二。
    以环境论，李鸿章“忍辱负重”之时代，大清内部已腐败丛生，若不整顿吏治则不足以扭转；大清外部已虎狼环饲，稍有不慎则烽烟四起。其复兴之难度，或甚于商鞅、俾斯麦之时代与国度。而越王勾践恰逢夫差之堕落、列宁巧遇德国之战败，是敌资我兴、彼消我长也，则李鸿章无此好运。吏治腐败则军队无战斗力，所以前面我说洋务运动不涉及吏治，造成改革的不足，即使有新式海军又有多少战斗力？列强贪婪，故侵掠没有尽时，因此李之求和苟安也就接二连三，割地赔款没有宁日，最终造成自家“失血”过多，何来复兴的可能？此其三。
    以意志论，李鸿章有一味求和的苟安决心，却无终须必战的长远意志。商鞅变法与俾斯麦的改革，皆以富国强兵、长久必战之意志示诸国民，令其上下齐心，养彼士气；虽也有苟安于一时的外交，但绝不没完没了、无休无止，令民泄气。而纵观李鸿章的苟安，认每战为必输，一和谈即忍让，中俄伊犁未战先自退（能避免的战争），中法西南既胜先自败，中日甲午临战先自避（不能避免的战争），畏敌如此，长此以往，令民心士气尽瓦解，则何来复兴的希望？慈禧晚年恶补“新政”而民心士气已不为用，难道这与李鸿章的一味苟安政策没有关系？所以我断难认同李延续满清命数之说。此其四。
    总而言之，李鸿章有改革之心，而无复兴之力。李所乏力者，一是权势与地位，李不能逢得明主，无商鞅、俾斯麦之专权，试早得光绪主政而用之，李之命运或又大不同矣！二是才能与魄力不足较，使洋务运动之成就浮于表面；三是战略意志严重缺乏，令民心士气趋于衰竭。至于环境之艰难，哪个改革家没有？如梁启超所云：“人各有其难，非胜其难，则不足为英雄。”。有此三“乏力”，李鸿章的“忍辱负重”不收其功，反致其败，也就不难理解了。
    由此又观得，自古治国“忍辱负重”能成其功者，往往有“韬光养晦”、“老成谋国”之美名；而一旦不能收其功，往往身败名裂，有“软弱无能”以至“卖国求荣”“民族败类”之恶名，贻骂后世。故“忍辱负重”非大丈夫不能为，至于才能识见不足者，魄力意志不具者可不慎乎？（清远市清新区第一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