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山东“辱母伤人致死案”一出，网络舆论汹涌，上演了一场又一场舆论大审判，正如于欢激愤持刀伤人一般，刻薄的言论如同尖刀一样肆意刺向判决、刺向法官、刺向体制。

    聊城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虽然当时于欢人身自由遭到限制，也遭到对方辱骂和侮辱，但对方未有使用工具，在派出所已经出警的情况下，被告人于欢及其母亲的生命健康权被侵犯的可能性较小，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

    笔者认为，在中国传统的情理社会，精神侮辱带来的“防卫的紧迫性”，其实不亚于生命健康权。要明白，原告的行径是突破人伦底线的侮辱，手段之卑劣，性质之恶劣，超出绝大多数人的想象，严重挑战了公众的道德认知。

    就正当防卫的立法精神来看，目的是要鼓励公民采取必要措施与不法侵害作斗争，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从而弥补公力救济的不足。但是如果司法实践中，将防卫的紧迫性标准定义过高的话，很容易消解公民对抗违法行为的勇气，这将与正当防卫的初衷背道而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