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大是毛泽东主席亲自倡导和主持创办的一所专门为抗日战争储存、培养、输送军政干部的学府，是革命的大熔炉。在艰苦的战争年代，抗大创办9年，由最初的数百人，直至发展成为拥有12所分校，数万名学员先后为各个抗日根据地输送了10万余优秀儿女，他们中既有能征善战、统领千军万马的高级将领，也有战斗在各个抗日根据地的基层干部。

在抗大创办初期，我先后担任过校党总支书记、政治部主任等职务。当时学校的领导人，于今在世的仅剩我一人了，我有责任将这一段历史写出来，藉以深切地纪念那些在中国人民抗日斗争中建立了功勋，血洒疆场的热血青年和抗大学员们！

（一）毛主席的战略眼光

1936年，是一个非凡的年代。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苏维埃根据地，刚刚立足。日本侵略者占领我东三省后又把魔爪伸向了华北，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全国人民把期盼的目光聚焦到了陕北，把拯救中华民族的希望寄托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身上。党中央、毛主席没有辜负全国人民的期望，早就把这一历史的重任担在了自己的肩上。毛泽东主席高瞻远瞩，预见到抗日高潮来临，将需要大批的干部去领导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5月14日，毛主席在黄河西崖的大相寺主持召开了一个会，决定成立红军大学。毛主席将她定名为“中国抗日红军大学”。当时，战事频繁，前线很需要干部，一些领导同志舍不得送干部去学习。会上，毛主席亲自做工作，说服一些领导同志，为了抗日，把眼光放远一点，送优秀干部到红军大学去学习。中国抗日红军大学旗帜

6月1日，陕北瓦窑堡旧庙堂前红旗招展，歌声嘹亮。数十名优秀的红军干部会聚在这里，举行“中国抗日红军大学”开学典礼。会场布置得庄严简朴，庙墙上贴着红绿标语。临时搭起的一个土台上，悬挂着红布横额。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和学校的几位负责人坐在主席台上。毛主席在开学典礼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开门见山地说：我党创办抗日红军大学，是为了促进和迎接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到来，“第一次大革命时有一个黄埔，它的学生成为当时革命的主导力量，领导了北伐成功，但到现在它的革命任务还未完成。我们的红大就要继承着黄埔的精神，要完成黄埔未完成的任务，要在第二次大革命中也成为主导的力量，即是要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学校创建初始分3个科，第一科大都是红军师以上干部，有林彪、罗荣桓、罗瑞卿、刘亚楼、陈光、张爱萍、彭雪枫、陈士榘、杨成武、谭政、周建屏、彭加伦、王平、耿飚、刘惠农、边章武、许建国、苏振华、张纯清、张树才、张经武、张达志、宋裕和、赵尔陆、贺晋年、郭述申、黄永胜、谭冠三、张文彬、杨立三、邓富连、刘鹏、吴富善、罗保连、贾力夫、符竹庭、童小鹏、肖之玖，还有朝鲜的武亭和越南的洪水同志。我原是西北红军大学的政治部主任，经总政治部代理主任杨尚昆同志批准，也成为第一科学员。学校由毛主席兼任政治委员。其他职务均由学员担任，林彪为校长，罗瑞卿为教育长，我任校党总支书记，当时不设政治部，就由校党总支书记来负责这方面的工作。

    1937年1月的一天，毛主席找林彪、刘亚楼和我3人去谈话，要我们到延安办“抗大”二期。我们2月到达延安后不久，学校即更名为“中国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林彪任校长，刘亚楼任教育长，我任政治主任，后改为政治部，傅钟任主任，我任副主任（傅钟到前方后，我任主任）。学员中四方面军的多一点，也有红一方面军和二方面军的干部。有陈赓、杨得志、余秋里、姬鹏飞、许世友、胡耀邦、倪志亮、王维舟、王建安、陈再道、洪学智、詹才芳等；女干部有贺子珍、康克清、蹇先润、蹇先佛、李坚贞等。还有一些国民党军队系统的高级将领，大都是杨虎城和张学良将军部队里的进步军官，他们化名来学习。也有一些来自国民党将领的家庭，如张学良将军的弟弟张学思，杨虎城将军的儿子杨拯民，国民党师长赵寿山的儿子赵元介、女儿赵元炳。但大量的是满怀抗日救亡激情的热血青年，他们中有来自平津和东北沦陷区的青年学生，有东南亚新加坡等地穿着翻领西服、旗袍、高跟鞋来到延安的华侨青年。这些进步青年三三两两，男男女女，背着行李，掂着小包，日夜不停地投奔延安。从西安到延安有800里路，路上有国民党的严密封锁，荒山野岭常有豺狼、狐狸出没和嚎叫，无数青年靠两只脚星夜赶路，有的要走半个多月，到延安时，脚肿得连鞋都脱不下来，那种情景是非常感人的。

抗大就像一颗在沉沉黑夜里闪耀的北斗星，把大批的革命青年、抗日志士从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异国他乡召唤到黄河之滨、宝塔山下。

在战争环境里，创办这么一所大规模的学校，抽调这么多高级将领来学习，充分证明毛主席具有伟大的战略家的眼光和革命家的宏才大略。他深知，在革命的重大历史转折关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以后，我们党和军队的任务、策略、斗争方式及工作方法都将有所改变并复杂起来，这就需要干部重新学习并掌握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主动地适应这种战略转弯。更需要吸收大批新的干部，增加新的血液。

（二）毛主席给我们当“教授”

1937年1月，“红大”随中共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机关从保安（今志丹）迁至延安，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

毛泽东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为我们抗大的创办倾注了满腔心血，给予了极大的关怀。抗大创办初期，主要课程都由中央领导同志担任。毛泽东讲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张闻天讲授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凯丰和吴亮平讲政治经济学；秦邦宪讲授联共（布）党史和辩证唯物主义；杨尚昆讲授各国论；李维汉讲授党的建设等。苏联顾问李德也给我们讲过课，主要是讲兵团战术。为了帮我们在时局转换的关头转弯子，毛主席也殚精竭虑，废寝忘食，不分昼夜地备课。给我们讲政治形势、党的政策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他的演讲既高瞻远瞩，又细致入微，针对性强，分析问题精辟入理。

毛主席这些大“教授”非常平易近人，他们来讲课，既不兴师动众，也不戒备森严。有一次，他和张闻天、秦邦宪、徐特立等同志来到我们一科驻地。当毛主席等领导同志走进教室时，大家站起来热烈鼓掌，毛主席微笑着摆摆手，让我们坐下。他先介绍了跟随他来的几位领导同志，然后说：“我今天帮你们请来几位教员，有洋的，也有土的，我就是土的一个。”当介绍到徐特立时，说：“他不仅是你们的老师，也是我的老师。”接着，他说：“我们前一段时间，用两只脚走了两万五千里。孙悟空会腾云驾雾，一个跟头能翻十万八千里。我们不会腾云驾雾，也走了两万五千里。要是会腾云驾雾，就不晓得会走到哪里去了。现在，我们红军从过去几十万减为两万多人，要不是刘志丹帮我们安排好这个落脚点，我们不知要到哪里去呢！反正我不到外国去。中国的地方大得很，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还有北方。当前，党中央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决定把反蒋抗日的口号改为逼蒋抗日。就是要逼蒋介石走抗日的道路。”

在我们第一期学员即将毕业时，西安事变发生了！消息传来，我们欣喜若狂。

事隔几天，中央决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对这一决定，我们有些人在感情上一时接受不了。觉得蒋介石杀了我们那么多人，又一向奸诈刁滑，不能轻易放虎归山。

为了把学员和干部的思想统一到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上来，12月26日，即张学良释放蒋介石的第二天，毛主席又亲自来到红大，给学员和中央机关干部作关于西安事变的报告。他说：在目前的形势下，杀了蒋介石，会使国内形势更加复杂和混乱，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何况杀了一个蒋介石，还会出现第二、第三个蒋介石。诸葛亮对孟获还搞七擒七纵，我们对蒋介石为什么不可以一擒一纵呢？他风趣地说：陕北毛驴很多，赶毛驴上山有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蒋介石是不愿抗战的，我们就用对付赶毛驴上山的办法，拉他、推他，再不走就打他。这就是我们党“逼蒋抗日”的方针。

我们听了毛主席的报告，茅塞顿开，思想豁然开朗。

后来在抗大毛主席又给我们讲了《实践论》、《矛盾论》和《论持久战》，使我们受益匪浅。

【莫文骅(1910-2000)，广西省南宁市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解放军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者和军事指挥员。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