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城港市法院弘扬法治理念二三事

    或许有人说，这是三个案例，因为它们都发生在防城港法院法官和当事人之间，共同演绎着法律的奥妙，或许也有人说，这是三个故事，因为它们剥离了法律关系，还渗透着世间的人情冷暖。但有一点毋庸置疑，它们都会不约而同的为我们解答，“法律信仰”这个似乎看不到、摸不着的东西，离我们到底是近是远？
从“私了”到“公了”。中秋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在这一天千家万户都会重逢团聚，共享天伦之乐。但对于家住上思县思阳镇的老黄一家来说，却如同一场噩梦。
    2014年9月6日傍晚，离中秋节仅有2天时间，72岁的老黄在某农场修建公厕时突然发生意外，被倒塌的墙体压死身亡。事故发生后，死者家属认为死者是农场的退休员工，现在又帮助农场修建公厕而不幸罹难，属于工亡范畴，按照工亡的赔偿标准，农场应当支付80万元的赔偿金。而农场则坚称并非工亡，只愿意站在人道主义的角度上赔偿20万元。眼看协商不下，群情激愤的死者家属组织了三十多人的队伍，将尸体抬到农场办公大楼，要求农场给个说法，否则就不处理尸体。
    在这危急时刻，农场突然想到上思法院的挂村法官小刘，就在半个月前，他还主动到农场举办了一场合同法培训课。抱着“近水解近火”的想法，农场循着挂村法官便民联系卡上的号码找到了刘法官，刘法官也当即从法官驻村工作室赶到了农场。
    “这件事情谁都想尽快解决，但希望你们能先冷静的回答我的几个问题，问题摸清了，事情就好办了。”在农场，刘法官把双方当事人召集到了一起。
    “你们说死者退休了，那么他是否已经享受养老保险待遇？”
    “领取养老保险金了啊！”
    “根据《最高法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七条的规定，既然死者已享受养老保险待遇，与农场之间就不再存在劳动关系，换句话说，就是不能再按照工亡标准进行赔偿。”
    “这个工程是不是由农场发包给了外面的施工队？”
     “是的，老黄就是他们雇佣的。”
    “那施工队有施工资质吗？如果有，我想看看相关的证件。”
    “这个……”
    “那我就明白了。施工队雇佣老黄做工，双方形成雇佣关系，对于雇员所受的损害，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此外，农场将工程发包给工程队来施工，双方形成承揽合同关系，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发包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发包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农场将工程发包给没有资质的施工队进行施工，存在过错，也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
    “最后我补充一句，我说的这些法律条文都出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在书上、网上都可以找得到，如果你们认为我对哪方有偏袒，都可以去查查看，掌握必要法律的知识肯定对自己有帮助的。”
    刘法官讲得头头是道，双方听得也是心服口服。最终，双方都对刘法官的建议表示认可和采纳，愿意当场达成调解协议，约定由农场和工程承包方赔偿死者家属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误工费、精神抚慰金31万元，于2014年9月9日前履行完毕。同时，死者家属在收到首付2万元后，自行将尸体抬出农场妥善处理。这场剑拔弩张的矛盾纠纷也就此画上了句号。
    2012年以来，针对社会矛盾日益凸显、社会治理难度加大的现状，防城港两级法院积极转变司法理念，主动延伸司法服务，将法官力量下沉到社区村屯，既把大量社会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也将法律的种子传播到群众心中。上思法院开展的“一村（社区）一法官”、防城法院创建的“无讼边境”、东兴法院设立的“中越商事纠纷特别巡回法庭”以及港口法院打造的“工业巡回法庭 ”，如同一朵朵和谐之花绽放在北部湾畔，绚丽在十万山麓。
    从“认命”到“认理”。2014年6月16日，一个身影出现在上思县某建筑工地的塔吊顶端上，手中摇曳着“还我血汗钱”的横幅，犹如一团燃烧在80米高空上的火焰，耀目而刺眼。
    他叫老邓，是一名建筑带班班头，2013年5月与劳务承包商签订了《劳务合同》，约定由老邓负责上思县某单位住宅小区主体建设的施工。施工一段时间后，老邓认为劳务承包商没有按照合同约定支付150多万工程款，便多次找到该承包商协商解决，可承包商仅支付部分款项便再无下文。眼见手下六七十个兄弟无钱可发，在走投无路之下，老邓只好选择“一走了之”。当天，上思县委迅速成立了由法院、公安、住建、人社、农机等部门组成的应急预案小组，力尽妥善解决该事件。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何况你还是家中的顶梁柱，你走了老人孩子怎么办？你有什么委屈我们会尽力帮你解决，难道你有理还怕没人帮你做主？”6月18日，经过应急预案小组的苦心劝导，老邓才肯从塔吊上离开，上思法院也接过了这根生命“接力棒”。在上思法院的帮助下，老邓很快就立好了案，而且还被减缓免诉讼费1.8万元。2015年1月，上思县法院充分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证据和陈述，并从法律角度和社会效果进行综合考量，审慎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劳务承包商支付给老邓工程款40余万元。虽然老邓认为判决与他的预期还有一段距离，但经过与法官接触后，老邓发现证据是赢得官司的重要砝码，而法院也会根据证据的充分程度作出相应判决，“如果我用呆在塔吊上的时间学点法律该有多好。”老邓开玩笑说。
    随后，他也没有再采取“一哭二闹三跳楼”的老办法，而是选择了向市中院上诉。“上次出庭时，很多证据都没有准备，这段时间还是要把这些材料搜集好，把法律条文研究透，多一点准备就有多一点机会，在法庭上光动嘴皮子可不行。”老邓对自己充满信心。久病成医，如今的他俨然一名法律专家的派头，也正因为法律，才让他看到了生存下去的曙光。
    农民工是推进我国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但由于文化程度受限、法律意识薄弱，在蒙受不公平待遇时，往往因束手无策而采取极端方式，使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也将自己陷入了不利境地，为此，防城港法院不断加大农民工的维权力度，通过建立农民工维权岗、开通立案绿色通道、减缓免诉讼费、开展专题普法宣传等方式，让农民工切实在每一个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和司法温暖。
    从“上诉”到“撤诉”。“李法官，你好，我是阿干啊，我还在努力适应这里的生活，但就像你说的，争取表现得好一点，早日得到减刑……”3月中旬的一天，防城港市中院刑庭法官李振生接到了一个来自北海监狱的电话，在不知不觉中，他的思绪也拨回了十天前。
    阿干和梁某是多年的“粉友”，也经常有“生意”往来。2014年2月24日，梁某贩卖毒品给他人时，被早已蹲守已久的民警抓获，经梁某供述，阿干成为了警方锁定的目标。按照顺藤摸瓜的思路，民警随后让梁某打电话给阿干，示意阿干携带毒品到达指定地点交易。当天，蒙在鼓里的阿干也被民警一举抓获。除了身上搜获的60.3克海洛因，民警又从阿干家中查获海洛因一包，净重量达120.4克。
    2014年12月，一审法院判处阿干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八万元。“人生有几个十五年？”拿到判决书后，已经47岁的阿干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几天后，他以一审量刑过重为由，将上诉状送到了市中院。
    主办法官李振生在拿到案卷后，进行了认真查阅、研判，认为一审法院无论在事实认定，还是在量刑幅度上，都把握得十分精准，维持原判是唯一的选择，但如何才能让阿干心服口服？李振生决定到看守所跟阿干好好聊一聊。
    3月10日，李振生亲自到看守所探视了阿干：“你好，我是你的二审主办法官，你的案件我已经认真看过，一审法院判的没有问题，我知道你的内心肯定有很多想法，我今天来就是想帮你解答这些疑虑。”
     李振生说明了来意，等待他的是阿干许久的沉默。
    “当初你看到判决书，肯定会认为这十五年判得太重了，那我跟你说说这十五年有期徒刑是怎么来的……”李振生料到会出现这样的情形，便首先打开了话匣子，怕阿干对自己有“口说无凭”的质疑，他还特地带来了那本快被自己翻烂的《刑法适用一本通》。
    “按你这么说，我还被判轻了？”阿干抬头看了一眼李振生。
    “是的，我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贩卖海洛因五十克以上的，处十五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你现在贩卖海洛因的数量达180多克，一审法院作出的判处已经算是最低刑罚了。而且在这个基础上，你还有缩短刑期的可能。”李振生说。
    “怎么说？”阿干的眼睛似乎亮了起来。
    “那就需要你在服刑期间好好改造了，假设你表现得足够好，这十五年刑期最长可以减到一半。我知道你刚离婚不久，家中的老人和孩子都只能指望着你，你能早回去一天，对他们来说都是最大的期盼。”
    “听你一说，我也想通了，既然是自己作孽，肯定要受到惩罚，但好在我没有失去一切，还有改过自新的机会，什么时候出去全靠自己造化了。”阿干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三天后，阿干主动撤回了上诉。
    截至今年三月份，防城港市中院刑一庭共审结11件二审刑事案件，其中有6件为被告人主动撤回上诉，撤诉率高达54.55%。“只有让群众坚信法律的存在，才有理由相信法官作出的判决。”谈到撤诉率为何如此之高时，李振生给出了这样的答案。（注：本文当事人姓名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