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韦君宜

（发动“反右”斗争）那一阶段，作协的其他工作均已停摆，天天开批斗会。当然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批丁玲、陈企霞的，后来又加上了冯雪峰，而且冯雪峰占了主导地位。那个会批的究竟是什么呢？其中给人印象最深的，一件大概是陈企霞同他的情人的秘密通讯。

陈是有妻子的，跟情人通信当然得保守秘密。结果，这就被批判，说成是他的反革命秘密暗号。再一件是丁玲的历史问题，她怎么从南京国民党的监视下出走的。还有一件是冯雪峰在抗战开始后，曾因在上海工作不愉快而离开，回到浙江，这事算不算政治问题？

晚年丁玲

总之，这些即使都算数吧，显然也与他们政治上是否右派毫无关系。但是，在那个批斗会上，硬是一顶一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从天而降。他们本人自然毫无置喙的余地。就连别的人，在会议上辩驳一两句都完全不可能。

记得有一位作协干部陈海仪，与我们编辑部本来素无组织关系，忽然站起来“揭发”道：“《文艺学习》编辑部还要发展反革命分子李孟昭入党！”这个李孟昭原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个校官，由解放军部队转业来我们编辑部的，我们支部从来没有讨论过要他人党，也没有一个人提过介绍他人党。

我当即起立解释：“没有这回事”。不料立即引起主持会议者的严词制止：“别人提意见，要回去好好检查，不要反驳！”于是一片喧声把我压了下去——这里，根本不允许有任何申辩，不论有理无理。

此外还开了好多人的批判会。记得批秦兆阳，是说他那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目的在于暴露社会主义的阴暗面。批唐祈的理由，是说他讲了我们有些批判的捕风捉影。可是捕风捉影有什么不好？总算是你有风可捕有影可捉啊！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作家协会总共不过二百人，右派划了五十多个，“踩线”的还不算。但是，这也不足为奇，当时全国哪个单位不是如此？刘宾雁、王蒙、邓友梅……与我们编辑部有点关系的作家都已成了右派。

我决不是埋怨那些经手划人右派的人，他们中有的人的确也想尽办法去保护下几个人。但是这一场狂潮是从上而下铺天盖地砸下来的。我自己知道自己，很有划成右派的可能了。我回家把此事告诉了杨述。他便转告了蒋南翔(我的入党介绍人)。蒋南翔打了个电话给胡乔木，说：“你把韦君宜调到作协，现在她快要划成右派了，要开批斗会了，你管不管？”

胡乔木打了个电话给刘白羽，说我大约尚非右派。同时，杨述把这事也报告了彭真(我是个“一二九干部”，彭真知道)。我大概就是这样才得幸免的。不过批斗会还是要开，要我一面挨批斗，一面在编辑部主持工作，继续发批判稿批别人。

难道我能够不批别人么？不能。也得批。李又然的妻子刘蕊华在我们编辑部工作，别人贴她的大字报：“警告刘蕊华，休想往边滑”。我明知这完全是无理株连，也只好开只眼闭只眼。

1957年国庆游行中的反右标语

由于李兴华和陈企霞的关系，作协领导硬要把他划成右派，我虽然代打过一点掩护(说我们编辑部没有与丁、陈有关系的人)，但是没法帮助他。最后，只好由我亲口向他传达把他划为右派的决定。这件事使我的心深深受伤。

还有一个杨觉案，更加荒唐。因为他的妻子潘漪回乡养病，他去探视，正赶上那个村因为与邻村合成一个高级社，吃亏太大，要向上面反映。他们写了封信请杨觉带到河北省委，要求两个村仍然分开核算。结果那个高级社的社长来信给作协，说杨觉煽动分社，是破坏合作化。

作协正在找右派找得眼红，发现了这个“破坏合作化”的，便要把他算上。我当时已经“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但我还尽力提了一个意见：派人下去调查一下再定。

结果派了一个从未下过乡的年轻女同志。她去了一趟，把那位社长的全部谈话都记下来，而对于对方一点儿也没调查，就回来了，说那位社长是怎样怎样的高风格，是一心为了合作化，所以杨觉非划右派不可。叫我还有什么办法呢？只能勉勉强强同意把他划上了。

到1961年，杨觉提出申诉。恰好这时他的妻子潘漪在我所在单位——人民文学出版社。这时我已经是社领导，便想做一点好事，使自己的心灵求得平安。

我去和作协张僖联系，共同受理此案。然后由我社派人去重新调查。我选派了久做农村工作出身的人事科长刘子玉同志，加一个年轻精干的何启治，一同前往。他们调查的结果，果然与先前的调查不同，两面的话都听了，包括县委认为那件事情本来不必那样大搞的意见，也取到了。

然后我们在作协开会，把当年处理此案的人都请来。只有先前去调查的那位女同志坚持必须划右派，别人都说可以重新考虑，看起来案子有可能扭转了。

但是谁也想不到，中央突然通知，凡划右派者，申诉要求翻案，一律不得受理。也就是一律不许甄别平反。全部的努力又都成空了。也就是说，当初各单位乱戳乱点的，甚至乱凑数字的这些“右派”、“敌对分子”，竟然连重新翻阅一下档案、看一看轻重，都不允许！这一手比以前划反革命、肃反、镇反、三反五反，都还要厉害。那些运动，后来都还是允许甄别的啊！

我在反右运动中间也干了些违背良心，也即违背党性的事。我甚至写过违心之论的文章。黄秋耘同志的《不要在人民疾苦面前闭上眼睛》、《锈损灵魂的悲剧》，都被中宣部点名批判。他是《文艺学习》的人，《文艺学习》必须表态。我竟然执笔去写批判他的文章！

本来在这一段时间里，我和他是患难与共的。两人一起受批判，又每天相对秘密诉说无法告人的苦闷和愤懑。这种文章我怎么能写！但是我居然写了。我胡说八道了一番，署名“朱慕光”，写完便交给秋耘看。他看了只笑一笑，说：“叫‘余向光’更好，表示你向往光明，看不见人民的疾苦啊。”

但是，他也还是比较便宜的。由于邵荃麟同志的力保，竟然免划右派，只弄了个留党察看了事。还有许多人，虽然有人设法保护，也没能保下来。例如陈涌，据说就是在中宣部的会议上展开了争论。何其芳说：“不能划陈涌。如果陈涌该划，那黄秋耘也该划。”天！这已经到了人和人互相用嘴咬以维持生存的程度！

还有个王蒙，杨述告诉我，在中宣部里讨论时，他和许立群二人力主不要划王蒙，与团市委负责干部争论，但中宣部最后“平衡”了一下，结果还是划上了。

许多人二十几年的命运就是靠这样“平衡”决定的。你并不太坏，但是他的坏也并不超过你多少，他已经划成右派了，你怎么好不划呢？就用这种莫名其妙的“比较攀扯法”，统治了神州大地。盲目的、毫无法律根据的“中央精神”，随时变化的“领导意图”，就可以随便支配几十万人乃至几亿人的命运。

人民日报标志性社论《这是为什么？》

在反右派运动中，我曾对秋耘同志说：“如果在“一二 九”的时候我知道是这样，我是不会来的。”不过，说是那么说，我们已经来了。那两年的实际情况是一面牢骚满腹，一面继续做“驯服工具”。还在努力说服自己，只要气候上稍微转暖一点点，马上就欢欣鼓舞，全原谅了。

实际上，就是当时认为“资产阶级自由”太多，太猖狂，必须镇压一番，于是就镇压了，顺手捡起来就镇压了。这些人的二十多年怎么过的，无法过问。这一部血泪凝成的历史，我们不去算老账，图补偿，只希望这种大伤元气的运动，在中国永远不要再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