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阿默契

    我吃完午餐正站在路边想几个问题。今天的天气很不错，暖洋洋的日光很宜人。这时，三个中年男人走了过来，其中一个手上还提着一个塑料包，包里装着一个馅饼。它的俗称，或者方言，叫做火烧。其意思应该是想说明，这东西是用火烧出来的。
　　走过我旁边的时候，那个手里提着火烧的男人惊讶地叫了起来——“嘿，好车！”他的同伴在他叫声的吸引下，也纷纷转过头来，望向那个令人惊叫的事物——一辆光看造型就价值不菲的高级汽车，JAGUAR，一只正在跳跃的美洲豹。我很少关注汽车，因此不知道这辆汽车具体的排量，型号，发动机是哪个国家造的，以及与其他汽车相比它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但在那个男人的惊讶声中，我看到它的屁股上写着XKR几个字母。在走出去很远之后，那个手里提着火烧的男人还是流连忘返地回过头来看这个尤物，嘴里不停地说着什么。由于离得远我听不到他到底说的是什么，但从口形上来判断，他应该是在说，“嘿，好车！”
　　直到他们走过转角完全在我的视线中消失，我还在望着那个方向出神。我不明白吗？对他们的这种行为感到很不可理解吗？不，我很明白，对他们的这种行为也感到很理解。毕竟如今在我们这个社会上像他们一样的人已经占据了大多数，或者可以猜测已经超过了80%。但是我在想，这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这个男人对他也许一辈了都可能无法得到的东西如此的感兴趣，或者也许他这样做只是处于对事物的赞美，一种对美的纯粹的热爱，但当想起他手中提着的那个火烧时，我立马否定了这一点——你能想象一个手里拿着油腻腻的烧饼，脸上的表情充满了物质欲的家伙，对于那副闻名世界的名画《蒙娜丽莎》的津津乐道只是纯粹地出于对她身上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柔和与美的欣赏吗？
　　进一步我又想，为什么我们当今这个社会上会有那么多的人像这个手里提着火烧的男人一样，对这种奢华的物质如此地崇拜呢？如果这只是一种单纯地个人行为，那么他不仅不应该受到我们的批判，相反他应该获得我们的尊重。因为作为一个个体，他有权力做出任何举动。但当这种行为衍变成一个国家的准则时，我们就必须讨论这是为什么，否则任由其这样纵容下去，在不久的将来，很有可能我们要再一次经历那种我们所熟悉的家破人亡、国破山河在的社会大动荡。
　　既然都已经谈到了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出以下这个观点：究其原因，这是我们教育的失败。
　　谈到教育，每天见诸报端的总是体制、改革、高考、为国家培养人才，成为社会栋梁，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世界一流名校，等等，与此相对应，人们总是认为要上就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山东大学，否则就没有意义。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我刚上大学时，我的一个考入普通大学的同学因不满学校的食堂不像哈佛大学的那样安静，人们吃饭时竟然只顾着聊天而不停地发牢骚。进而，他对整个学校产生不满，进而是整个社会。我相信社会上很多人都同我当年的这个同学一样。暂且先不讨论这种“集体主义教育”培养的观念的好与坏。我们首先需要考虑一下的是，在我们这个国家，乃至我们整个世界，需要那么多人才吗？需要那么多毕业于北京大学、山东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的高材生吗？难道作为一个没有考上这些世界一流大学的学生，甚至是根本就没有上过大学的人，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吗，其活着就是一种耻辱？
　　事实上，我们的教育在抹杀个体存在的价值。它让一个人找不到自我。
　　由此，人们已经完全丧失了自我意识，比如性别、身份。看看今天那些大学校园，更包括那些已经离开大学步入职场的男男女女们，除了生理上的欲望之外，他们的行为已完全没有任何的界限。不分场合、身份，无休无止地打闹、嬉戏，语言下流成为一种时尚，并由此产生一种存在感，进而得到竞相追逐。人们争着往前跑，但谁都不知道最终要跑向哪里。
　　但比这一切更可怕的是，我们的教育一直把我们的文明束缚在精神之外。它培养出来的是一群毫无社会责任意识，完全无视道德观念的“精英”人群。
　　钱理群教授把这种产物称之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说他们精致，是因为经过现代教育专业化、系统性的训练，他们都具有高智商。他们懂得该怎样伪装，该怎样逢迎，该怎样耍弄手段，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得到那些想要得到的东西。
　　但就在不久以前，这位教授却宣布“告别教育”，离开了这项他为之奋斗了一生的事业。他说他不懂现在的年轻人。据报道，一位孩子曾向他坦露“您的课与高考无关，我们的时间又非常有限······”多么听话的一个好孩子啊！真替他的妈妈，还有爷爷奶奶感到骄傲！这一刻我才认识到我们这个国家是多么需要韩寒与郭敬明这样的先生，如果这样，我们的“应试教育”也许就不会“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了吧。钱理群教教对此痛心疾首，曾慨叹：“应试已成为学校教育的全部目的和内容，而不仅教育者（校长、教师）以此为评价标准，而且也成为学生、家长的自觉要求——应试教育的巨网笼罩着中国的中学校园！”
　　此语即出，又引发一场波澜壮阔轰轰烈烈的社会大讨论，让人不得不想起了9年前。9年前，钱学森先生弥留之际提出了那个他始终放心不下的疑问。但整整9年过去了，事情竟一点起色都没有！多么令人惊讶，又多么令人习以为常！
　　那不妨就让我们把眼光拉回到更为久远的大清朝，拉回到那个动荡不安、旧思想与新思想争相交锋的最后十年。
　　在张昭军与孙燕京两位先生编辑的《中国文化近代史》中，曾记载古时人们称科举考试为“抡才大典”，每每考试之际，场面蔚为壮观，且盛行作弊，比如“怀挟”“传递”“冒籍”和“枪代”。值得一提的是，随着语言的进化，如今的“枪代”我们称之为“枪手”。而就在今年，河南的高考枪手事件闹得沸沸扬扬，以至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科举制度的正式废除是在1905年9月2日。但在这之前的数十载岁月中，新旧两派围绕着改革与否一直争持不下。事实上，其斗争不仅涉及教育，而就本质上来讲，两派关于教育改革的斗争其核心仍是政治。在我们这个古老而漫长的国家，不论古与今，不论任何事业，你会发现，任何改革，最终都要归结为政治上的斗争，因而最终或一事无成，或半蹴半就。
　　当然，对于那些手握重权已然成为人中之龙、朝中之凤的达官贵人们担心一旦政局变动，自己将可能失去官位甚至性命不保，我们应该表示理解。自洋务运动始人们争相翻译欧美各国书籍，《民约通义》（现译为《社会契约论》），《自由原理》（现译为《论自由》）等等，一些新词汇充斥到了我们语言系统中，进而改变了大众的意识形态，通常人们把这一过程称之为“启蒙运动”，而对诸如“细胞”“卢梭”“咖啡”“法院”“国体”“议会”等词语的了解与进一步探究，最终导致了清朝末期的“宪政运动”。进而是中华民国的成立。
　　政治上的权力变动最终导致了张之洞、袁世凯、刘坤一等这些地方大员的掌权。但尽管有这些开明士绅的支持，教育改革一事仍是举步维艰。将考取功名利禄视为受教育的唯一目的，这几乎是当时士人心目中普遍的价值观念。而这种观念的突然消除必将导致人心的恐慌，进而导致阶层的混乱，进而引发社会动荡。因此改革之难，在于人心。
　　1897年10月贵州学政严修上奏《奏请设专科以收实用折》，提出开设经济特科。他认为“为今之计，非有旷世非常之特举，不能奔走呼群才，非有家喻户晓之文章，不能作兴呼士气。”第二年1月，即1898年1月，清政府颁布上谕开设经济特科。此事受到守旧派时任礼部尚书兼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许应，直隶总督王文韶等人极力反对。而随着5个月之后那场“百日维新”的失败，同年10月，慈禧太后发布懿旨：“经济特科易滋流弊，并着即行停罢。”
　　许应等人反对开设经济特科的奏折我至今无缘阅览，因而无法得知当年那些一心为考取功名而“悬梁刺股”的文士们对此的反映。然而，开设经济特科只是废除科举考试的一个开端，而文人们的心理变化我们可以在光绪三十一年的一份奏折中一窥端倪：
　　1905年，直隶总督袁世凯，盛京将军赵尔巽，两湖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等联衔上奏：
　　“臣等默观大局，熟察时趋，觉现在危迫情形，更甚囊日。竭力振作，实同一刻千金。而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民间更相率观望，私立学堂者绝少······故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学校开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开始。”
　　也许只要还存在那么一丁点考取功名的机会，千千万万的士人就绝不会放弃——“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于是，同日清政府上谕：著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以此代表着在中国施行了1300余年的科举制度正式终结。然而，仅仅6年后，中华民国宣布成立。
　　如今，民国一直为许多人津津乐道，就像人们谈论起美国和欧洲一样，用上海人那种嗲声嗲气的小市民口气来讲，“那个年代的东西真是好得不得了啊！”其实我们都知道这是在借古讽今。但也许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在舒新城先生的著作《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中，有专门一个篇章来探讨当时深为孙文先生所提倡的“党化教育”。民国六年，苏俄“十月革命”的胜利让孙中山深为震惊，前后两次派员前去考察学习，并于民国十三年召集全国大表大会，最终确定了“以党治国”的总方针，正式推行党化教育。
　　也许我们很难，或者不便直接去讨论这种党化教育的利与弊，也或者已经完全没有了必要性。郑金洲先生的《中国教育60年》着重探讨了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这个国家自诞生以来的教育历程。当然不可避免地要谈论到“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教育”，但我们真正应该关心的不应是那些已经作古的东西，尽管谈论它们可能会给我们带来某种快感。书中探讨了我们的教育从“商品化”到“市场化”，再到如今的“产业化”。而前不久，媒体大幅报道政府“拟立法允许兴办营利性民办学校”。很多人都为此兴奋，当然我不否认“教育界的春天又来了”，但同时我也认为，很多人为此兴奋的一个更重要原因是——赚大钱的机会又来了！
　　相较于体制上的改革，我更关心教育到底应该让我们学会什么。21世纪，在资本和市场的冲击下，这一问题变得尤为突出。美国的一位学者玛莎·努斯鲍姆女士问道：难道教育仅仅就是教会学生如何赚钱吗？因此在她的著作《NOT FOR PROFIT》，开篇第一章她就写到：无声的危机。而这本作品的中译名称为《告别功利——人文教育忧思路》。显然，在我们国家讨论这些问题还为时尚早。所以我更愿意探讨一下，为什么刚刚从我视线中消失的这三个男人只注意到了这辆像一个性感迷人的时尚女人的超级跑车的性感与时尚，却没有意识到这辆车，这辆机动车，停在了非机动车道上。
　　不过，当心，也许你过早地涉及到了一个还处于危险中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