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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郭沫若聊《三国》（1）
“斯大林曾经担心我过不过长江，担心打过长江会引来美国人武装干涉。你问问米高扬，我怎么对他讲的？我说我们曾经遇到了外国帝国主义的武装力量威胁，我们不吃那一套。我们攻打济南，进入青岛等地的美国第七舰队就没敢动。我打北平天津，驻在塘沽的美国舰队没有等到我们的部队来，就带上国民党军队逃跑了。他们如果在中国的土地上打我们，我们就毫不客气地消灭他们。我让米高扬捎话，请斯大林放心。我打过了长江，结果怎么样呢？”
“不错，那一次你是正确的。可是现在这些经验已经过时了。”赫鲁晓夫稍稍显出激动，“现在是什么形势？现在有了原子弹！”
“БУМАЖНЫЙ ТИГР！”
赫鲁晓夫目瞪口呆，他不知道毛泽东讲什么？肯定不是中国话，但又哪里听得懂那湖南腔的乡土俄语？李越然不得不把毛泽东的“湖南俄语”翻译成标准俄语。
毛泽东微笑说：“共产主义如果是烧牛肉，那我宁愿要红烧猪肉。”
赫鲁晓夫张一张嘴，没有争辩出声。他想起米高扬的提醒：“中国菜是毛泽东的骄傲，名堂最多，谁也比不过。”
“铁托不来，别人来不来？”毛泽东又拾起放下的话头。
“有，是卡德尔。”赫鲁晓夫恼火谈话的被动，却又不能不随着毛泽东的话头走，“他是一个笔杆子，南共的重要文件，多半出自他的手。”
“那好啊，”毛泽东提高声音说，“我倒很想会会他，听听他有什么见解？”
“谈谈好，谈谈好。”赫鲁晓夫附和着，换了一些鸡毛蒜皮的事闲聊，直到拿起餐巾擦嘴时，才主动谈起正题：“苏中是两个大党，文件要早些搞出来好，兄弟党都在等着。”
赫鲁晓夫说这些话时，心里的滋味实在不如土豆烧牛肉那么美妙。在国际共运的历史上，苏联始终处于主导和支配地位，中国共产党同其他各国共产党一样，所要考虑的只是如何按照苏联共产党的意思去表决行动，如何发扬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尽力维护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然而，一旦有更多的共产党夺取了政权，这些共产党便要搞独立性，争发言权。他们想得更多的不再是维护苏联的利益，首先想到的是维护自己新生的社会主义祖国的利益。曾几何时，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升到这样一种位置：苏联必须与他会谈协商，否则，连一纸宣言都发表不出去。
苏联在中国没有驻军。中国面积之大，人口之众，共产党员之多，领袖集团之优秀，武装力量之强大以及对亚洲共产党特殊的影响力等等，都决定了她在国际共运中的特殊地位。
“那些具体事情让邓小平和苏斯洛夫他们搞去。”毛泽东将手一划，分清职责一般。赫鲁晓夫正有话说不出，毛泽东却倾身过来，颇为关心地说：“对下面不要干涉太多，会束缚人家手脚，影响积极性。你这个人脾气大，说话伤人，这很不好，不能这样。我自己有时也犯这个毛病，对人总是决断，讨人嫌恶；貌似意强实则正是我弱的表现。天下惟至柔者至刚……”
赫鲁晓夫皱起眉头，他听了几句翻译，听不进去了，把手一挥说：“我是有这个毛病，不过你要知道，有些事我是很生气的！这次会议我们尽了最大努力，根据苏共二十大的精神……”
毛泽东与郭沫若聊《三国》 (2)
“各个党都有他们自己的实际情况。”毛泽东不讲对苏共二十大的看法，只谈客观实际，“实际情况不同，说法也自然会有不同。有什么不同意见，能讲出来，不是坏事。要慢慢来，慢慢讨论，着急不行。”
话讲到这一步便不好深谈了，最高领导人不能谈崩了，谈崩了对谁都不利，必须留有余地。看来毛泽东还是善于“留一手”，让邓小平跟苏斯洛夫谈，这样回旋余地大。
第二次共同进餐又谈了些什么？
第二次进餐赫鲁晓夫采取主动，刚在餐桌旁坐稳，就提出问题：“毛泽东同志，兄弟党的同志们都很关心文件的起草情况呢。”
毛泽东用筷子指点服务员端上桌的热气腾腾的煮饺子说：“今天吃饺子。苏联吃饺子，中国也吃饺子，这是我们的共同点。”
“我们的共同点很多，在一个社会主义阵营里。”赫鲁晓夫敏锐地接过毛泽东递来的话题，“我们的目标一致，利益一致，我们面对的敌人是共同的。”
“我们要加强联系。”毛泽东用筷子将饺子拦腰夹开，一分为二，吹吹热气，说，“乌兰巴托到北京的这条铁路加强了我们的联系，我们感谢苏联的无私援助。”
“不，是有私的。这条铁路对我们也有利。”
“不过，这条铁路对我们用处还不是很大。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从北京向西北穿越群山，通向哈萨克的铁路。有了这条铁路，对我们双方都会有更大的利益。”
赫鲁晓夫眨眨眼，他马上想到这个要求也许是换取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支持苏共二十大路线的代价，迅即又否定了。毛泽东这个人虽然高度灵活，却又有高度的原则。即便一时让步，将来还会有麻烦，何况这条铁路要削山跨河……代价太高了。
“噢，我们原先考虑乌兰巴托这条路对你们来讲比较近……”赫鲁晓夫抓起餐巾在嘴角轻轻一沾，眼球精明地旋转一圈，立刻笑容可掬地说：“中国的土地当然你要比我清楚，也许这条铁路更有利。嗯，我们也愿意通过哈萨克再修一条路到中国。这条铁路在你们境内的由你们建，在我们境内的由我们建，然后在边界接轨，这样不好吗？”
毛泽东在听到最后两句时已经开始吃饺子，这样一来，赫鲁晓夫讲完话，他恰好塞满一嘴饺子，不能明确表态，只是从鼻子里发出不置可否的两声哼哼。赫鲁晓夫便也塞进嘴一个饺子，咀嚼着静候毛泽东明确表态。
可是，毛泽东咽下饺子，说出的已经是另外一个问题：“赫鲁晓夫同志，你对我们提出的‘百花齐放’这个口号怎么看？”
赫鲁晓夫摸一下亮晶晶的额头，为难地眨眨眼，但目光仍然不失敏锐。他早已请伏罗希洛夫捎话到北京，表达过对这个口号的忧虑不安。毛泽东现在还要这样问，什么意思呢？
“毛泽东同志，我想，你们的本意可能是说在文化艺术中要允许不同的倾向发展，允许不同的学术思想争鸣……可是，花是有各种各样的——有美丽的花，丑恶的花，甚至有毒的花，对于有毒的花就不能让它开。”赫鲁晓夫小而胖的手做了一个有力的掐掉的动作，“要掐死！”
“我们不掐死，留在那里做对比，做反面教员。”毛泽东始终微笑地说。
赫鲁晓夫以沉默表示反对这个口号。
毛泽东与郭沫若聊《三国》 (3)
毛泽东不但仍然微笑，而且点了点头：“苏联报刊不发表这个口号，我们是理解的，赞同的。因为各国有各国的实际情况，这个口号对于苏联也许是不适合的，情况不同么，都要从各国的实际情况出发。”
赫鲁晓夫虽然保持了面容的平静，心脏却颤动一下，他不失精明，但还是入了套。他的通过争取议会多数，“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理论观点，再无法马上搬到餐桌上。各国有各国的实际情况，他已经不知不觉同毛泽东一道论证了“从各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不能强加于人的观点。
第三次是共进晚餐，而且有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和米高扬等苏联领导人一道参加。
态度必须强硬一些！赫鲁晓夫一定是下了这样的决心：看来是需要施加一些压力……
步入餐厅时，赫鲁晓夫靠近毛泽东一些，故意做出为难的表情，鼻音喃喃地说：“毛泽东同志，你是知道的，我们现在建设中遇到不小的困难，技术人才不足，很紧张。中国的经济建设已经初具规模，已经有了足够的、独立的力量。所以我们想……跟你们商量一下，撤回我们的专家。”
听到最后一句，翻译李越然几乎怀疑耳朵出了毛病，撤专家？那么多工程怎么办？难道半途而废不成！何况，他知道1953年苏联就曾致函中国政府，想撤专家。毛泽东坚决不同意，甚至发了脾气。现在赫鲁晓夫在如此场合重提撤专家，毛泽东若是……
“他说什么？”毛泽东似乎从李越然的表情上看出了名堂，目光犀利地问。
“他说，要撤专家。”李越然说着，马上又重复一遍赫鲁晓夫讲话的全部意思。
毛泽东没有发怒发急，也没有激动不安，甚至没有任何情绪波动，像聊家常一样保持着平淡的微笑，平淡的声调：“我同意。这样好么，解决苏联的困难，中国也可以更好地自己办自己的事。”
赫鲁晓夫听到第一句话时，显然微微一怔。听过全部翻译之后，不着边际地笑了笑，似乎一下子忘记了该干什么？掏出一块手绢，不曾使用便又放了回去。接着，猛醒过来一般，换上了热烈的吵吵嚷嚷的劲头，回身叫喊着：“克里门特，尼古拉，还有你，亲爱的米高扬，你们都听到了吧？毛泽东主席同意我们撤专家了，你们给作证。”
“我作证，尼基塔一闻到酒就想开玩笑。”伏罗希洛夫恭敬地请毛泽东先入座。
“穆热克的玩笑。”布尔加宁保持着官场上的庄严，冷冷抛出一句话。
“还是让我们为苏中友谊干杯吧。”米高扬热烈地招呼着。
李越然迅速地将每一句话不停顿地译给毛泽东，毛泽东始终是一种淡漠的微笑，似乎没有任何一句话足够引起他的注意而去认真对待。
最尴尬的还是赫鲁晓夫。他当然明白与毛泽东闹翻将意味着什么，那将极大损害苏联在国际共运中的地位，将为他国内潜在的对手提供最有力的武器将他打倒。所以，他一抓起酒杯，马上就朝毛泽东举过去：“对，让我们为苏中友谊和国际共运的团结干杯。”
毛泽东与郭沫若聊《三国》 (4)
毛泽东不改惯例，只把酒在口唇上抿一抿。他酒量不行，喝一杯葡萄酒也会满脸通红。
但是，他一提起筷子，便开始了后发制人的谈话：“赫鲁晓夫同志，我跟伏罗希洛夫讲过，我在报纸上看见你们国防部长朱可夫讲话，说是哪个社会主义国家遭受帝国主义进攻，你们都将迅速回击。这个说法不对，国家都是独立的，没有邀请你们怎么能出兵？”
“难道我们不是社会主义阵营吗？”赫鲁晓夫尽量用一种和平友好的语气争辩说，“朱可夫不是代表他个人说这番话的，他代表中央委员会表达了集体的决定。我自己也这样说过。”
“谁决定也不对。我们是社会主义阵营，但又是独立的国家。”
“既然是阵营，那么两阵交锋，敌人打你的左翼，中军和右翼不该迅速行动吗？”
“不能完全这样比喻。”毛泽东温和而又不容含混地说，
“我想，起码对中国是不许这样的。你们照顾好自己就行，我们自己会打他们。把他们打回到他们出发的地方去。”
“可是，你想过军事力量的对比吗？”
“斯大林曾经担心我过不过长江，担心打过长江会引来美国人武装干涉。你问问米高扬，我怎么对他讲的？我说我们曾经遇到了外国帝国主义的武装力量威胁，我们不吃那一套。我们攻打济南，进入青岛等地的美国第七舰队就没敢动。我打北平天津，驻在塘沽的美国舰队没有等到我们的部队来，就带上国民党军队逃跑了。他们如果在中国的土地上打我们，我们就毫不客气地消灭他们。我让米高扬捎话，请斯大林放心。我打过了长江，结果怎么样呢？”
“不错，那一次你是正确的。可是现在这些经验已经过时了。”赫鲁晓夫稍稍显出激动，“现在是什么形势？现在有了原子弹！”
“БУМАЖНЫЙ ТИГР！”
赫鲁晓夫目瞪口呆，他不知道毛泽东讲什么？肯定不是中国话，但又哪里听得懂那湖南腔的乡土俄语？李越然不得不把毛泽东的“湖南俄语”翻译成标准俄语。
这一次赫鲁晓夫像被谁往身上泼了滚水一样叫起来：“纸老虎？克利姆，米高扬，听见了吗？他说原子弹是纸老虎！亲爱的毛泽东同志，你这样的观点使我很吃惊。在原子弹面前，双方军队的数目对真正力量的对比和战争的结果已经没有任何意义，谁的军队越多，他的炮灰也愈多！原子弹的阴影下，没有军队，只有一堆肉，一堆灰！”
毛泽东眉毛渐渐聚拢，他对赫鲁晓夫的观点同样感到吃惊、愤慨。忽而他舒眉展颜一笑，嘴角表示不屑地牵向两边，用一种淡淡的使人能够平静下来的口气说：“那么战争还有没有正义和非正义的区别？如果出了战争狂人，你就只有投降了？赫鲁晓夫同志，怕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无非是乱扔原子弹，就算是死一半人，剩下的一半人还可以在废墟上重建我们的家园……”
毛泽东与郭沫若聊《三国》 (5)
为了这段话，在几年后的中苏论战中，苏联指责中国“不惜牺牲一半人民的生命去打核战争”，中国国内以为毛泽东没讲这个话，而是李越然翻译有误，忙追查实情。幸好有文字记录，中文俄文一对照，李越然翻译准确，而且多强调一遍“就算是”。这个“就算是”是很关键的三个字，强调了可能性，而且是敌人强加于我们，而且是从最坏处着想，决无热衷核战争之嫌。中央肯定了这段话，并对苏方争论做出激烈的反驳……
赫鲁晓夫明白，在争论原子弹和纸老虎的情况下，在毛泽东叮问他是不是害怕投降的时候，他是无法再谈和平过渡的问题了。再谈就有“害怕”“投降”之嫌了。
但是，必须使莫斯科会议在文件上肯定苏共二十大的路线，必须继续和毛泽东打交道！赫鲁晓夫已经困难而坚决地走到了毛泽东的住处。
第四次共进午餐能谈出些什么结果呢？
说到底他们是怕字当头，我们是敢字当头。毛泽东这样想着又继续点燃了一支烟。按照吸一支香烟少活五分钟的说法来计算，他在五个小时中已经损失寿命一个半小时。这是为莫斯科会议付出的代价。
什么参观列宁格勒，什么观赏芭蕾舞剧，他统统拒绝了。他喜爱游历中国的名山大川，对苏联的名胜他不感兴趣，他又不是苏联的领袖。
他喜欢交流思想，喜欢找人谈话聊天。
他走亲戚一样去看望了胡志明，又有金日成走亲戚一样来看望了他。亚洲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领袖思想感情一致，共同语言多。
然而，他更关心欧洲的共产党，特别是西欧最大的两个共产党——法国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
毛泽东坐在沙发里喷云吐雾时，脑子里不断浮现出多列士和陶里亚蒂的身影。
多列士身材匀称，不是金发，是像亚洲人一样的黑头发。鼻梁高，不曾像鹰喙一样打弯勾。脸膛红红的，可是他说身体不好，有病。
难怪软弱，有病在身么。大凡领袖人物所以魄力出众，胆识过人，完全是靠着艰苦磨炼、刻苦修为再加一腔热血，这一腔血要是凉了，什么魄力，什么胆识，便亦随之丧失而无异于庸夫常人了。谈来谈去，就是超不出一个选举与合法斗争。
谁家的法？资产阶级的法。你合这个法还能夺取政权？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前，也搞过合法斗争，但是搞合法斗争的时候从来也没放弃过不合法的斗争，至少心里一刻也没有忘记，一俟有条件，就要“无法无天”轰轰烈烈地干一番。多列士和颜悦色，小声小气地摇着头说：“不能搞冒险，流血不是好事情……”
难道巴黎公社起义只是搞冒险？难道不是好事情？多列士令毛泽东大失所望。
但他还是邀请了陶里亚蒂来克里姆林宫，这次的谈话稍好些。这位小个子的意大利共产党领袖，额头上布满刀刻一样的深纹，长长的白头发梳向脑后，眼镜后面的两只眼睛，总是带着哲学家的思考神情。
陶里亚蒂行止稳重，又对毛泽东表示出极大的尊重，走路请毛泽东在前，入座请毛泽东在前，谈话也请毛泽东在前。他称毛泽东是哲学家，伟大的战士。但是，他又说西方与东方有不同的实际情况。
毛泽东赞赏这种讲求实际的态度，诚恳地说：“我对亚洲的共产党比较熟，对西欧党的情况不熟。”
毛泽东与郭沫若聊《三国》 (6)
陶里亚蒂点头说：“中国党要加强与西欧党互通情况。中国党是大党，你应该多了解西欧各党的具体情况。”说着，便简略介绍了一下西欧的政治经济特点及西欧各党的概况。
毛泽东听得认真，不曾插话打断。直到陶里亚蒂介绍完概况，才请求道：“我还想请你谈谈意大利的社会情况和你们党的斗争情况。”
陶里亚蒂介绍了意大利的社会情况后，说：“在资产阶级统治还比较稳固的意大利，在社会各种矛盾还没有尖锐化，在人民群众也没有改变这个社会制度的迫切要求的情况下，我们共产党必须善于和执政党很好合作。条件不具备，不能老是提无产阶级专政，那样会脱离人民群众。”
毛泽东想了想，说：“坚持实事求是，这样对。我们过去和国民党也合作过，搞统一战线。”
“共产党当然不会忘记自己的目标，但是斗争方法是多种多样的。”陶里亚蒂慢条斯理地说，“我们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团结广大工人阶级，让社会各阶层了解我们党是给各阶层人民谋利益的。意大利政治是多元化，政党很多，我们是一个大党，在政府里也是有一定发言权的。我们在发动劳动人民起来，共同创造利益。”
毛泽东只是静静地听，听过之后，未对陶里亚蒂的观点进行评价，只是对陶里亚蒂本人评价一句：“你是一个有思想的人。”
以后的事实证明，毛泽东认为陶里亚蒂的思想，就是典型的修正主义思想。在中苏关系尚未公开破裂之前，中国共产党反对修正主义思潮的第一个靶标就是陶里亚蒂。
不过，毛泽东毕竟是个实事求是的人，他与各共产党领袖接触后，立刻明白了苏共二十大的路线在国际共运中是大有市场、大有支持者。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提出了两个主要新理论——通过赢得议会多数“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以及有可能不仅和帝国主义国家和平共处，而且还可以合作。毛泽东反对这两个新理论，多列士和陶里亚蒂显然是支持这两个新理论的。
他们没有否定要搞社会主义，所以他们现在还是同志。但是他们思想出了问题，出在怕字上，怕社会主义国家出乱子，所以反对我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怕美国帝国主义，怕原子弹，所以反对我的“纸老虎”的论述。
必须顾全大局！毛泽东这样考虑，什么是现在的大局？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是大局。苏联赫鲁晓夫急于在国际共运中全面树立威望，自然不会放弃自己的路线和观点，何况他们又有多数的支持。要维护团结，不要分裂，就只有妥协……
毛泽东定下妥协的决心，但是不露声色，因为妥协不是不要斗争，平衡点要尽量靠近我们一些。邓小平与苏斯洛夫在起草文件中进行着艰苦的讨价还价工作，他们写一段，我们写一段，比理论、比意志、比斗争艺术……
毛泽东则尽量多和各共产党领袖谈话，阐明观点，做说服工作。他又驱车来到莫斯科郊外的一座别墅，拜访波兰共产党领袖哥穆尔卡。
迎候在院外的哥穆尔卡亲自为毛泽东打开车门。他细高个子，背稍驼，头已经谢顶。鼻梁不高，但是鼻头却高高翘起，面带一种深沉的微笑，寒暄着把毛泽东让入客厅。
毛泽东与郭沫若聊《三国》 (7)
“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是兄弟关系。”哥穆尔卡像老朋友一样，屁股一坐下便用抱怨的语气向毛泽东发牢骚，“什么‘以苏联为首’，我就不赞成这么提，都是平等的么。”
毛泽东明白这些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难言之苦，他们的国土上有苏联驻军。不论心里怎么想，他们嘴上还得讲欢迎。他们只能在不那么敏感的问题上发发牢骚。
然而，还要顾大局，讲团结。讲团结就要真诚，不能搞小动作。
“要不要有人为首，这不是我们单方面的事。”毛泽东做个手势，翻译仍然由李越然负责。因为哥穆尔卡可以讲一口流利的俄语。“帝国主义有个头，我们也要有个头，一旦有了事，总得有个人来召集一下。就拿这次开会来说吧，苏联不出来，我们怎么办？”
哥穆尔卡抿嘴蹙眉高耸一下肩膀。欧洲人似乎都习惯用这个动作来表示无奈。
“苏联有多少力量，你我有多少力量？我们谁能代替苏联这个角色？”
“嗯——”哥穆尔卡鼻子里长长地哼出一股粗气，片刻，勉强地说，“这个道理还是可以讲得通。”
“当然，为首不是为尊，不能一家说了算，讨论问题必须是平等的。比如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我们就不同意。”
哥穆尔卡默然。涉及苏共二十大路线这样敏感的问题，他显然不愿多谈。他下意识地望一眼门口的苏联卫士，透一口大气，忽然转开话题，直截了当说：“毛主席，你是有很高威望的无产阶级领袖。但是你讲的‘纸老虎’这个观点我不同意。我认为这意味着对帝国主义的力量估计不足。”
毛泽东也很坦率，点点头说：“谢谢你对我的批评。不过你的批评还不够。对于帝国主义我不是什么估计不足的问题，而是根本就要把它踏在脚下。”
哥穆尔卡张一张嘴，愣怔无言。
毛泽东侃侃而谈：“我们讲人民的精神状态，帝国主义天天在那里张牙舞爪，你怕它它就老实了吗？所以我们说，在战略上要蔑视它，它没什么了不起的，是纸老虎。但是在一个个的具体问题上，必须认真对待，不容轻率。这就是要在战术上重视它。哪个讲它就是个纸糊的玩艺儿，一捏就碎，这样还叫马克思主义吗？”
“又是纸老虎，又不是纸老虎，这话怎么能讲通……”
“这就是辩证法，用辩证唯物论的观点去分析问题。”
“辩证法……”哥穆尔卡若有所思，没有再说什么。不过李越然事后对毛泽东讲：“我看哥穆尔卡对事物的理解好像是与原来有所不同了。”
毛泽东却为哥穆尔卡一味直观地去看“纸老虎”而不明白其中包含的辩证道理感到惊讶，甚至忧虑。当他查明问题不是出在翻译有误，确属哥穆尔卡难于理解之后，一下午沉思不语。晚上，他将胡乔木、郭沫若及十来名工作人员请来一道吃饭。
“我们论三国，掉眼泪，替古人担担忧吧。”毛泽东这样挑起话头，先与学者郭沫若纵谈三国历史，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夷陵之战，讲了诸多战例。你一段，我一段，夹叙夹议，谈到热烈处，毛泽东忽然转向李越然问：“你说说，曹操和诸葛亮这两个人谁更厉害？”
李越然张口结舌，哪里回答得出。
毛泽东与郭沫若聊《三国》 (8)
“诸葛亮用兵固然足智多谋，可曹操这个人也不简单。唱戏总是把他扮成个大白脸，其实冤枉，这个人很了不起。”毛泽东拨一口米饭吃下，忽发联想地大谈起来，后来索性把筷子也放了，谈到激动处便点一支烟吸。他说：“古时候打仗没有火箭和原子弹，刀枪剑戟打了起来，死人也不见得少。汉桓帝时有多少人口？”
郭沫若随口应道：“晋书地理志作五千六百万。”
“现在还统计不全，到处有不入户之口，那时就能统计全？姑且算是五千六百万。到了三国混战还剩多少人口？”
“史书载，黄河流域‘户口骤减，十不存一’。”郭沫若回答，“三国合计，人口大约六七百万。”
“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毛泽东引建安七子中王粲所作《七哀诗》，说，“曹操回原籍，‘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了多少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又死多少人？比比么，三国又死多少人？原子弹和关云长的大刀究竟哪个死人多？”
毛泽东深深叹息，声音低沉一些，继续说：“现在有人很害怕战争，这一点不奇怪。打仗这东西实在是把人害苦了。战争还要带来饥荒、瘟疫、抢掠……为什么要打仗哟！应该防止它，打不起来再好不过。可是光顾怕，这不行，你越怕，它就越要落在你头上。我们要着重反对它，但不要怕它。这就是辩证法……”
李越然全神贯注地聆听，脑子里不停地运转，暗自紧张翻译。他相信这些话毛泽东迟早要讲给苏联人听，要预先适应准备，尽量生动准确地翻译出这些论述。（后来毛泽东确实与苏共领导人及其他党的领袖讲了这些观点，只是内容更加扩展，言语更加生动，加大了口译的难度。）
“李越然，”毛泽东见李越然听得出神，并不知他在练习汉译俄，便直呼其名道，“你读过哪些古书？”
“三国、水浒……”李越然忙回答。
“三国、水浒这些好书，至少要读它三遍，不要去注意那些演义式的描写，而要研究故事里的辩证法。”毛泽东由此又讲述一番辩证唯物论。
胡乔木根据毛泽东口述，整理了一大段关于辩证唯物论的文稿，建议写进会议文件。
苏斯洛夫为此来看望毛泽东，用请示和商量的口气说：“毛主席，这是大家都熟悉的道理，不添进去好像也可以……”
毛泽东将手轻轻一摆：“说大家都熟悉，不见得。如果说有人知道，那必然也就有人不知道。这个观点你信不信？”
苏斯洛夫只能回答：“我信。”
毛泽东将那只扭转乾坤的手向下一点：“相信就写上。”
苏斯洛夫妥协了。本来就是你写一段，我写一段，各自表现么。但他马上又提出：“对会议文件起草我们要快点，兄弟党等着呢。还有国际上……不然以为共运内部发生什么大问题了，那就不好了。”
本来是发生了大问题，但是还不能暴露给另一个阵营。
毛泽东做个推出的手势：“你还是同我们的小平同志谈，跟伯达、乔木、尚昆同志去谈。我同赫鲁晓夫谈。”
毛泽东与郭沫若聊《三国》 (9)
怎么谈？我们照顾他的二十大路线，但要写个《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提纲》，作为备忘录的形式保留我们的意见。
焦躁不堪的赫鲁晓夫，在餐桌上忽然获得毛泽东递来的妥协信息：“文件可以照顾你们二十大的观点。我们搞个备忘录，算是保留意见吧，你看怎么样？”
“可以，我看可以。”赫鲁晓夫精神振奋。他精明、直爽，可是作为政治家，在重大政治活动中确实缺少城府，过于感情外露。
无论怎么说，这次共进午餐赫鲁晓夫是愉快的。他愉快的时候容易忘乎所以，竟像个喜欢吹牛的不成熟的孩子一样滔滔不绝起来：“毛泽东同志，你大概看过有关苏德战争的影片吧？我告诉你，那都是假的。斯大林根本不会指挥打仗，卫国战争的胜利跟他没关系，他的那些干涉只是使我军遭到一次次的重大损失。”
毛泽东似乎根本没听见他说什么，边吃饭边瞟了赫鲁晓夫一眼：“我愿意和你们哲学界真正有学问的名流交谈。”
“这好办，我们负责安排。”赫鲁晓夫没听出话外音，继续他的滔滔不绝，“斯大林对西南前线的指挥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当时我作出正确决定，就是停止包围哈尔科夫地区的作战行动，但是斯大林蛮横地拒绝我的正确意见，下令继续进行哈尔科夫包围战。我打电话给华西列夫斯基上将，请求他拿出地图向斯大林讲明形势。你要知道，斯大林是不看地图的，他是用地球仪制定作战计划，地球仪上的哈尔科夫地区还没有针眼大！可是华西列夫斯基说‘斯大林已经研究了这一问题，对此问题我不能向斯大林说什么了’。他害怕斯大林的粗暴、歇斯底里。还有总参谋部那位可怜的沙波什尼科夫元帅，胆小如鼠，一见到斯大林，两条腿像麻杆，光会颤抖。吃败仗就是由于这个人只会报告和俯首听命。但我还是勇敢地在另一个地方向斯大林打了电话……”
毛泽东已经开始向碗里舀汤，并且瞟一眼翻译，送给李越然一个深奥莫测的苦笑。
赫鲁晓夫却谈得更激动，眉飞色舞像个演员：“斯大林却不接我的电话，让马林科夫接！我愤怒地说：‘我想和斯大林直接通话！’斯大林就站在电话机旁，他却不肯接电话……”
毛泽东呼呼有声地喝汤。斯大林不愿和赫鲁晓夫通话，毛泽东似乎也不愿听他喋喋不休。
“我重新申明自己的正确意见，这个正确意见是通过马林科夫来转达的。尽管斯大林离电话机不过几步远，他自己就不肯听我说，他一定是在那里拨弄地球仪呢！这个白痴，他听了马林科夫的转达，说了什么？说一切按原计划执行！”
毛泽东用餐巾擦一下嘴，声调幽默地调侃一句：“赫鲁晓夫同志，我的饭已经吃完了，你的西南战线还没打完呢。”
李越然在翻译的时候将言词语气柔和了些，事后却在日记中记了这么一笔：
毛泽东与郭沫若聊《三国》 (10)
“赫鲁晓夫向毛主席谈起了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情况，说斯大林当年对南方前线的指挥有错误，使得某次战役惨遭失败；又说某某元帅胆小如鼠，一见到斯大林，两条腿像麻杆，吃败仗就是由于这个人只会报告和俯首听命。而他自己又是如何如何的勇敢，向斯大林提出过正确的作战方案，遭到拒绝，等等。每当他津津乐道这些的时候，毛主席不是吃饭不作表示，就是把话题引开。当年只是一员中将的赫鲁晓夫自吹他比斯大林还高明，竟在指挥过千百次战役的毛主席面前显示他个人的军事才能，确实很不得体……”
赫鲁晓夫终于体味出毛泽东对他的揶揄，他擦了擦鼻头上的汗。他是忘不了这件事的。1962年当他得知苏军印行了毛泽东的军事著作时，立即对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大发雷霆，命令将书扔到某个书库里或是烧掉。这已经是后话。
离开餐厅，来到会客室，毛泽东用庄重的口气对赫鲁晓夫说：“我准备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了。”
赫鲁晓夫并不感觉意外，因为半年前伏罗希洛夫已经带回了这个信息。他问：“有人接替吗？”
“有。我们党里有几位同志，他们都不比我差，完全有条件。”毛泽东扳动手指，如数家珍，“第一个是刘少奇。这个人在北京和保定参加了五四运动，后来到你们这里学习，1921年转入共产党，无论能力、经验还是声望，都完全具备条件了。他的长处是原则性很强，弱点是灵活性不够。”
李越然翻译过毛泽东对刘少奇的这段评价，李银桥也听到了，所以“文化大革命”中打倒刘少奇时，他们都很不理解。这自然又是后话。
“第二个是邓小平。”毛泽东扳下指头，继续说，“这个人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很有发展前途。”
赫鲁晓夫苦笑：“是啊，我也感觉到这个人很厉害，不好打交道。他观察问题很敏锐。”
毛泽东也笑了，他知道邓小平在谈判中使苏联人日子不好过。他继续扳下第三个指头：“第三个是周恩来。这个同志在大的国际活动方面比我强，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矛盾。但是周恩来有个弱点……但他是个好人。”
赫鲁晓夫点头说：“咱们都是6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里将由柯西金接替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米高扬也是政治上原则性不够强，但他是个好人。”讲到这里，赫鲁晓夫舔一下嘴唇，又情不自禁地补充说，“不过大家还是希望由我来管全局。”
毛泽东已经扳下第四个指头：“朱德同志年龄大了。他德高望重，”毛泽东略一停顿，加重语气，“威望很高。但你不能指望他主持工作办大事了，年龄不饶人。总之，这些人不管谁到这里来，希望你们都把他们像我一样来对待，都看作是你们的朋友。”
“那好，我们一定会这样做。”赫鲁晓夫晃动着右手食指，“实际上他们也是我们的朋友。”
告别时，赫鲁晓夫问：“关于文件和备忘录的事，我们什么时候再具体谈谈？”
毛泽东随口应道：“明天早上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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