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科大胡不归

    2014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民族工作的意见》。有见识的媒体敏锐地捕捉到了其中的重点，如观察者网的标题是《中央：不能把涉少数民族刑事问题归为民族问题》。消息传出，一片欢腾。笔者认为，这是对三十多年来民族问题领域中大量的错误的一次有意识的修正，可以称为拨乱反正。虽然错误累积了很长时间，已经造成了严重后果，但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在下文中，我们将从理论和历史角度回顾中国的民族政策，点评这次拨乱反正的要点，并提出更加深入的建议。
    一、改革开放之前的民族政策：阶级斗争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全盘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民族是历史的产物；民族矛盾实质是阶级矛盾；支持民族自决权。不过那时中共的核心任务是夺取政权，民族问题远远不是核心议题，谈到民族问题时首先想到的是统战，尽可能多地拉拢同盟，孤立敌人。所以现在有人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支持民族自决来攻击中共，其实大可不必。中共从来没真正想让蒙古、新疆、西藏独立出去。
    1949年革命成功以后，毛泽东再也不提民族自决了，这是他深谙中国历史的雄才大略之处。有人建议中国采取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制度，各加盟共和国有脱离联邦的自由，毛泽东拒绝了。苏联解体后回头来看，毛泽东在这一点上是相当英明的。
    不过中共还是深受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理想主义色彩浸染，主动进行了民族识别，提出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两点在今天看来是人为固化民族区别，阻断民族融合，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错误举措。当然，我们不必过于苛责前人，在当时复杂的历史条件下，这即使不是最佳的选择，至少避免了苏联那种最差的做法。尤其要考虑到，毛泽东时代并不把民族问题当成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用阶级矛盾化解民族矛盾。
    现在看阿凡提的故事，都是阿凡提智斗阿訇毛拉、巴依老爷，造本民族统治者的反。西藏的农奴饱受领主、喇嘛的欺压，还时不时被剥皮挖眼，毛主席简直是天降的大救星。各民族的劳动人民是一家，团结起来斗各民族的剥削阶级，这种理论无论在学理上对不对，至少在心理上的效果是巨大的，足以让劳动人民都开心，让民族矛盾自然淡化。这个理论在文革期间被推到极致，甚至导致了藏族人砸喇嘛庙的奇迹。然而，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当意识形态的狂热退去后，这种建立在革命热情上的民族政策就遇到了大麻烦。
    二、改革开放后的民族政策：两少一宽
    文革把很多原本很好的观念推到过了头，结果在很多领域造成大灾难，伤害了很多无辜的人。虽然有些毛左不认同这个判断，到现在还在说文革这个好那个好，但他们也无法否认许多好人被冤枉的事实，只能说是为了追求平等必须付出的代价，这个辩护就很牵强了。无论如何，大多数人不是这么看的。无论是华国锋、叶剑英还是邓小平，甚至是四人帮执政，都知道一定要改弦更张了。问题是怎么改？用邓小平的话说，是摸着石头过河，其实就是科学实验里的试错法。这一通乱摸，许多地方摸得很好，如有神助；也有些地方摸得不太好，不时打一趔趄；还有些地方摸得很不好，简直就是噗通一声掉进水里了，好半天爬不起来。很不巧，民族政策的改革就属于摸得很不好的这一类。
    我不知道民族政策改革的详细经过。但从我所知的资料看来，许多经典的败笔都出自曾任中共主席、总书记的胡耀邦。韦小宝说：全是败笔，没有一处胜笔！胡耀邦因为在民族、宗教、政治、经济方面的诸多错误，得了一个外号“胡乱邦”，这成了网络上对他最常见的称呼。下面举的这些事情不一定都是胡耀邦做的，但总之都是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后做的。由于胡耀邦在这方面“声名卓著”，所以可能一些不是他直接办的坏事都被传到了他名下，那只好请他多包涵了。正如《论语》里子贡所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一，主张从边疆撤出汉人。1980年5月29日，胡耀邦在西藏自治区干部大会上发表讲话。说：“在两三年之内，我的意见最好是两年，把国家的脱产干部，我不是讲的不脱产的，不脱产的那要全部是藏族，国家的脱产干部，包括教员啦，藏族干部要占到三分之二以上。”胡耀邦认为民族关系已经发展到了终点，他说：“我们跑到这个地方，三十年啦，完成了历史任务嘛﹗”在他看来，汉族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口越少越好。他说：“西藏人口共有一百八十三万，但连部队有三十万汉族同志，这怎么行呢﹗”他还算了一笔“经济账”，大谈在西藏减少汉族人口的好处。他说，对在西藏的汉族干部“要有计划地、相当大批地回到内地去妥善安排工作。目的呢，你们没有算这个账，减少五万人一年就减少两千万斤粮食，不知你们算没算这个账﹖我们现在从内地把猪肉、鸡蛋、大米、白面，还有日用品，运上来，要花多大力呀﹗这么一来，我看三方面会满意，中央满意，汉族干部满意，藏族干部同人民满意，三方面满意，我们为什么不干这个事情呢﹗”他提出要从西藏、新疆撤出80％的汉族干部。这些人原本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感召下来到条件艰苦的边疆做贡献的，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结果在胡耀邦眼里成了边疆的负担，极大地打击了士气，造成了严重的混乱。后来由于反弹太大，这条没有实行，但人心已经散了，队伍不好带了。这一条极大地损害了边疆汉族干部对党的信任。
    二，恢复旧贵族的上等人地位。胡耀邦的成名作是平反冤假错案，这固然是一件好事，不过他从中得到的经验似乎是所有的案件都要平反，所有以前关起来的都是好人，所有跟共产党做对的都是正确的。在这种思想指引下，许多因为叛乱坐牢的旧贵族都被放了出来，而且请进了政协，做了官。如西藏1959年叛乱的叛军司令拉鲁坐牢6年，以后回乡务农。1977年当上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其妻任政协常委，儿子任自治区宗教局副局长。西藏有个风俗习惯，下等人在路上遇到上等人时，要退到路的一边，伸舌头表示尊敬。农奴制时代是农奴遇到领主吐舌头。民主改革后反过来了，劳动人民翻身作主人，原来的领主遇到原来的农奴吐舌头。改革开放以后再一次颠倒过来，又是农奴遇到领主吐舌头了。这一条极大地损害了少数民族中原来的被压迫者对党的信任。那么旧贵族呢，他们对党感恩戴德了吗？也没有。他们的比较对象是解放前那种占有一切的地位，党给他们再多也不可能比得上那时，所以他们只会进一步仇视、藐视政府，加倍地为恢复他们的好时光努力。想讨好所有人的政策结果往往是谁都不讨好，这是政治上的常见现象。
    三，和达赖喇嘛谈判。达赖喇嘛叛逃后，在美国的支持下拼凑过所谓“四水六岗卫教军”，多次骚扰西藏，但都被挫败了，1974年被尼泊尔政府军剿灭。达赖喇嘛跟毛泽东斗了多年，连毛泽东的一根毫毛都动不了，唯一的“成就”是把毛泽东去世解释成自己诅咒的结果。1979年，邓小平邀请达赖喇嘛的哥哥嘉乐顿珠回西藏访问，开启了谈判的大门。邓小平、胡耀邦以为西藏人都一心跟党走，事前还特意嘱咐群众对嘉乐顿珠要有礼貌，不要给人家难堪。谁知许多西藏人抱着嘉乐顿珠哭诉自己受了多少苦，请达赖喇嘛回来，可见中央对民情的理解错误到了什么程度。跟达赖喇嘛的谈判进行了30多年，一直谈不拢。谈不拢是很正常的，因为达赖喇嘛一心要恢复旧西藏的神权统治，还要把他的统治区域扩大到所谓大藏区，任谁都不可能答应。但是谈判本身就大大抬高了达赖喇嘛的地位，把一张烂牌捧成了一张好牌，让西方觉得支持他有利可图，人为制造了一个棘手的对头。同时让西藏人觉得达赖说不定还是会回来的，纷纷采取首鼠两端的做法，进一步破坏了共产党的群众基础。
    四，弱化汉语教育。许多少数民族群众原本以会说汉语为荣，他们的下一代却又回到了只说民族语言的生活圈子中。政府不强力推行汉语教育，但事实上不会汉语的人从学校毕业之后很难找到工作，这些人自然成了社会不安定因素。从他们的角度一琢磨，我找不到工作怪谁？怪中国呀！如果本民族独立了，不就好了吗？结果是政府花钱培养了一群分裂分子。
    五，大建清真寺、喇嘛庙，接受沙特阿拉伯培训宗教人员。八十年代新疆的清真寺从1400座猛增至2.4万座，至今还有胡耀邦的支持者将此作为他的功绩。关于四五这两条我所知的具体情况不多，还请熟悉的朋友补充。
    六，最最著名的，两少一宽，即中共中央1984年第5号文件提出的：“对少数民族的犯罪分子要坚持少捕少杀，在处理上一般要从宽”。这一条实在太愚蠢了，对一般人的日常生活影响也最大，所以在本文中我用这一条来指代改革开放后所有错误的民族政策。我曾经对美国来访问的教授解释过这个政策，当我说到We must try our best NOT to arrest the criminals from the minority groups，他感到非常惊讶。当然惊讶了，这么赤裸裸地违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究竟是为了什么？法律界对两少一宽的经典解释是：刑法中规定的许多犯罪行为，如强奸罪、奸淫幼女罪、流氓罪、重婚罪、杀人与伤害罪，在一些少数民族中是风俗或有习惯法，如果严格执行，就会遇到法不责众的尴尬。今天看来这种解释很糟糕，因为它等于把少数民族固定在了较低的社会发展阶段，减弱了他们进入现代文明的动力与压力。就算我们退一万步接受了这种解释，仍然有个严重问题：这个理由只适用于少数民族内部的纠纷，但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跨民族的纠纷。事实上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流动大大增加，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在毛泽东时代还是比较稀少的事情，现在已经随处可见。在实践中两少一宽成了少数民族犯罪分子的护身符，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欺行霸市，甚至组织儿童偷盗、抢劫，警察常常不敢管，即使被抓了也往往很快获释。矛盾进一步激化，就会发生像2004年的中牟事件、2009年的75事件这样大规模的暴力事件。
    那么两少一宽真的对少数民族有利吗？其实不然。社会有自然的平衡之理，政府从一个方向打破平衡，民间就会从相反的方向做一定的矫正。一个民族如果出的犯罪分子过多，这个民族的形象就受到了极大的损害，其他民族就会自发地抵制这个民族，不向他们出租房子，不雇佣他们，不跟他们做生意等等。这样，遵纪守法的少数民族公民也会受到很大损失。而遵纪守法的人才是大多数，所以两少一宽对少数民族的整体也是不利的。少数民族的有识之士是反对两少一宽的，甚至有人把它视为鼓励犯罪、降低少数民族素质的阴谋。
    两少一宽损害了所有守法者的利益，包括守法的汉族人和守法的少数民族人。唯一从中得利的是少数民族中的犯罪分子。如此愚蠢的政策世界少有。两少一宽更大的危害更加惊人，就是动摇了政府的统治根基。许多汉族人把这个政策比作元朝一蒙古人二色目人三汉人四南人的等级制度，由此产生了一个新的派别“皇汉”。他们把共产党理解为元朝清朝那样一心压制汉族的外来政权，由此产生了一种防御性的民族主义，即推翻外来政权，恢复汉族地位。按照共产党的设想，弘扬传统文化有助于提高政府的合法性。然而实际情况是最推崇传统文化的人中一部分已经把先政权视若寇仇，跟主张全盘西化的极右派与主张回到毛泽东时代的极左派在这一点上结成了奇妙的同盟。这种思潮已经对党的地位造成了直接而现实的威胁，因为一些少数民族闹独立只是疥藓之疾，而汉族如果整体对党敌视，党就真的完了。无论党在其它领域的成就多么伟大，只要主体民族对党的怨恨达到一定程度，党就会下台，苏联和南斯拉夫都是如此。这是“一票否决”。
    三、错误民族政策的根源：落后于时代的愿景
    对改革开放时代的民族政策，人们积累了很多怨气。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错误？最常见的是对胡耀邦个人能力与品德的抨击，不过这不足以解释胡耀邦去世后这些政策还一直沿用。皇汉认为这是因为先政权是“后清”，这自然是一种幼稚的气话。最合理的解释，我认为是共产党对民族问题的愿景落后于时代。
    从党的各项民族政策中，我都能读出两个字：羁縻。羁縻是古代各王朝对边疆常用的统治方式，即保留当地的部族组织，不直接介入部族内部的事务，只通过对部族首领的封赏获得大致的、形式上的控制。典型的例子是诸葛亮对南蛮的做法，令孟获永为洞主，不置官吏，不留守兵。羁縻的统治力度介于本部和藩属之间，随着形势的演化向前进可以变成中国的本部，向后退可以变成藩属国，甚至完全独立。在1949年之前，西藏、新疆一直处于羁縻状态，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控制了这些地区。越南、朝鲜、外蒙古以前也曾经处于中国的羁縻之下，只是后来独立了。
    我们来看看诸葛亮对羁縻政策的解释。“留外人则当留兵，兵无所食，一不易也”，这岂不正是胡耀邦算的往西藏送物资的经济账？“蛮人伤破，父兄死亡，留外人而不留兵，必成祸患，二不易也”，这岂不正是扶旧贵族上位的考虑？“蛮人累有废杀之罪，自有嫌疑，留外人终不相信，三不易也”，这岂不正是两少一宽的逻辑？
改革开放后的民族政策的本质不是新政策，而是旧政策，回到羁縻这个传统智慧之旧。只考虑如何扶助少数民族，不考虑汉族人感到不公，是因为默认汉族和少数民族仍然像古代那样隔离。少数民族被当作“化外之民”，不值得用现代的统一的法律去较真，他们只要守住边疆、自得其乐、不闹事就行了。至于汉族嘛，你们跟化外之民计较什么？这就是政策制定者的心态。然而政策制定者忘了一件事，时代是向前发展的，而且改革开放以后发展得特别快。他们不太清楚时代发展的动力与方向，摸着石头过河这话说得很交心。
    今天我们有了足够的后见之明，已经可以明确地回答改革开放以来时代发展的动力与方向了，就是：科技化，工业化，城镇化，人员、物资与信息大规模的流动。科技进步是一切进步之本，工业化是一切进步的落脚点，人员、物资与信息流动是社会的新常态，城镇化是生活方式的历史性变革。我们充分尊敬前人的成就与理解他们的难处，指出这些不是为了显摆，而是为了说明问题。要说明的问题就是：民族政策的制定者根本没往这些地方去考虑。
    胡耀邦称赞过维吾尔族的歌舞是中国最好的，比汉族歌舞强得多。可以看出胡耀邦心目中理想的少数民族生活是这样的：不搞工业化，不发展科技，在家乡务农，经常唱歌跳舞，连汉语都不用学。如果是在古代，这样的生活有什么不好呢？没有什么不好，简直可以说是圣人之治了。但在迅猛工业化的时代，这样的生活就不妙了。原本全国各民族、各地区的生活水平、经济活力都差不多，可是现在汉族扑进了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沿海地区迅速富裕了起来，工业人口比例也急剧升高，而有些少数民族仍然在按照旧的步调生活，差距很快就拉开了。汉语教育的弱化进一步降低了不通汉语的少数民族的经济竞争力，导致他们在经济上急剧边缘化。维吾尔族的劳动力中从事农业的比例不降反升，就是这种落伍的一个表现。在这种背景下，一些害群之马走上了犯罪道路，偏偏两少一宽又保护了他们，于是整个民族道德品质大滑坡，跟其他民族的互动越来越糟糕，恶性循环不止。敌对势力和极端宗教势力再煽动一下，这些找不到工作的人和心怀不满又参与不了工业化科技化的人文知识分子闹独立是必然的，否则你还能指望他们干什么呢？同时现代人的权利意识迅速提高，高考差一分就能刷掉很多人，更不要提暴恐事件了，汉族对于自己吃的亏不再一笑置之，也要表达抗议了。当政府对这些民间的呼声没有及时响应时，就成了箭靶子，把各方的仇恨都拉到了自己身上。
    民族政策令少数民族中的下层群众不满，令少数民族中的旧贵族不满，令少数民族中的信教者不满，令少数民族中的不信教者不满，令少数民族中的遵纪守法者不满，令汉族不满。唯一得利的是少数民族中的犯罪分子，党打算把他们作为自己的群众基础吗？这样的政策真是失败中的失败，集失败之大成。
    以上分析说明，统治者要在心中先有一个对未来的理想局面的准确构想，用流行语说就是愿景，才能制定出利国利民的政策，否则极易好心办坏事。现在经常讲顶层设计，就是要先有了清晰的愿景才能制定具体政策。落后于时代的愿景在许多领域中都存在，而民族问题是损害最大的之领域一。
    四、解读《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民族工作的意见》
    12月22日的这个通知有三重新意。
    第一点不是它说了什么，而是它没说什么：没有提“反对大汉族主义”。反对大汉族主义是写在宪法里的，以前每次谈民族问题也总要像八股似的重复一遍，但这次没有。我们来问个问题：中国有大汉族主义吗？答案其实应该是没有。汉族人从小就受民族平等的教育，而上学少数民族有加分，就业少数民族有硬性指标，补助少数民族优先拿，发生暴恐事件不报道汉族伤亡者，甚至在法律面前都不能人人平等，在这种情况下，谈什么大汉族主义岂不可笑？如果说中国的民族问题有多重病根，那大汉族主义绝不是其中之一。以前老提反大汉族主义，好比对体温低于37度的人还一个劲地降温，病源就找错了，药方自然错误百出。这次不提反大汉族主义，是一个积极的信号，表明中央在对病源的认识上开始直面现实，不讲八股了。
    第二点是，“要坚定不移推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全面开设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课程，全面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确保少数民族学生基本掌握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就是汉语，这一条的意思是下定决心推行汉语教育，让所有人都能用汉语交流，不再理会敌对势力和文化多元主义者所谓汉化、破坏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嚎叫。无论你怎么做，这些人总是要抹黑你的。而少数民族群众不通汉语会被时代边缘化，这个苦果他们只能自己承担。敌对势力和文化多元主义者只会说风凉话，帮不了他们任何忙。这一条说明中央摆正了愿景，就是要建设一个工业化的、市场经济的、人员广泛流动的国家，少数民族不能再固步自封，像胡耀邦想的那样只管唱歌跳舞，坐等国家补助，而是要融入时代进步的洪流，成为高素质的建设者。这是他们应该享受的权利，也是他们对中华复兴应该负起的责任。
    第三点是，“不能把涉及少数民族群众的民事和刑事问题归结为民族问题，不能把发生在民族地区的一般矛盾纠纷简单归结为民族问题”。前面说的依法治理民族问题已经听得耳朵都起茧子了，但如果依的法还是两少一宽那就只会越治越乱。真正的关键是法要改，要废除两少一宽，这就是这一条的核心意思。以前民族问题是个筐，但凡涉及到少数民族的事情都往里装，原本很简单的强买强卖、偷盗、抢劫都成了民族问题，谁都不敢管。羁縻的思路就是这样，反正你一辈子也见不着几次少数民族，何必那么认真，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这是政府在自掘坟墓。政府不作为，就会有其他势力以此为号召崛起。等到其他势力能掌握群众时，政府就得下台了。政府现在终于承认这样做是错误的了，是非不能再糊弄了，要认真执行法律，少数民族有错的就要处理，大家一视同仁。少数民族的有识之士对此也是衷心欢迎的，早该这么办了。这是治国理政思路的根本性转换，将来会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五、对民族政策的进一步建议
    《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民族工作的意见》是改弦更张的标志，称得上民族工作领域的拨乱反正。不过它毕竟只是一个简短的通知，就像冰山露出水面的八分之一，虽然反映了重大的变化，但变化的全貌还是不清晰的。我们对民族工作提出以下进一步的建议：
    一，深入广泛地宣传新的愿景，让各民族群众都明白我们的目标是工业化、科技化、市场经济，每个民族都可以而且应当为此做出贡献，成为建设的生力军。要破除等靠要、卖资源、闹独立等不切实际、落后时代的想法，要让他们知道提高自身素质才是立身之本。
    二，打击把少数民族向后拉的反动势力。对外国支持的极端宗教势力、分裂势力要铁腕打击，不要在意外国舆论的叽叽喳喳，不做这些事情会丢失国内民心，那才真是危险。对群体性恶习，如吸毒贩毒、制作贩卖武器，要理直气壮地扫荡，不再因为民族原因就睁一眼闭一眼。对传统宗教，在充分尊重的同时也要坚持宗教信仰自由，尤其是保障不信宗教的自由。对摆脱了宗教的少数民族青年要大力支持，排除传统社会对他们的非法干扰。
    三，大力加强自然科学、实用技能教育，支持少数民族青年融入时代大潮。科技和工业是现代社会的本质，少数民族青年不能只作旁观者，而要热烈地参与进来。建设者的眼界和思维远远高于抱怨者，如果大多数少数民族青年都是积极的建设者，许多棘手的问题就会自然化于无形。
    四，取消身份证上的民族标识，取消以民族划线的区别待遇，淡化民族属性，突出公民属性。对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补助要以贫困程度划分，而不是以民族划分。同样环境同样贫困的人中，仅仅因为民族的区别，一些人拿到补助，一些人没有补助，这种让人充满不公之感的事不能再出现了。基本原则是，不让任何人因为民族身份吃亏，也不让任何人因为民族身份得利。
    五，在更长远的将来，反思苏联、南斯拉夫式的民族理论，考虑改变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如前所述，民族识别和民族区域自治是人为固化民族区别，阻断民族融合。人类历史的普遍趋势是自然演化，民族融合。汉族就是以上古的华夏为基础融合了许多支流的产物，海纳百川，成为世界第一大民族。这是非常成功的发展模式，硬要阻止它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错误举措。全国人民都发自内心地认同中华民族，为此感到自豪，才是民族工作的成功。
    结语：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大同之世，瞻望在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