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1月，党员杨洵因与重庆党、团创始人童庸生存在工作认识分歧，向远在上海的党中央写信，反映重庆党、团存在团体个人化、革命学潮化问题。中央对此高度重视，一方面安排重庆负责人杨闇公、童庸生召开批评会，团结同志向前进；另一方面也批评杨洵“不工作，在团体外说话”。经过一番不偏不倚、公正严谨的剖析讨论，童、杨二人由此化解了矛盾，党组织重新团结起来。（《人民日报》）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学习毛泽东《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其中就有一条：“要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其实很多矛盾都是可以通过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开诚布公的谈而得到解决。有话就要放到桌面上来讲，绝不能搞阴谋诡计、勾心斗角那一套。破解当面不敢讲、私下乱讲话的困局，关键是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出以公心、努力交心。出于对同志、对组织的真正爱护，以公心公道的尺子待人待事，批评才不会失焦，氛围才不会极化。当然，批评也要讲究方法，既要当面锣亮丑、对面鼓揭短，开门见山、直奔主题、一针见血，也要防止主观臆断、主观主义，也要讲方法和策略，不能没有根据地“瞎批评”“乱开炮”。
    “要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是维护党对团结的法宝。(贵州省习水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