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上午，记者来到居庸关长城8号烽火台，在其内部，记者看到了密密麻麻的涂写、刻画痕迹。除了棚顶，但凡能接触到的面积已无砖幸免，甚至被刻画多次。
这些文字大致分为秀恩爱与情侣纪念，除了中国人，外国人在此刻画的文字也很常见，记者看到了韩语、英语、俄语等。
    这是国庆期间《法制晚报》的一则报道，有人笑曰：此中华文化之博大精深，连洋人亦不免入乡随俗。看似一句开玩笑的话，其实却一语中的，诚然如斯。俗言：破鼓万人捶。曾有外国心理学教授做过这样一个试验：将一辆豪华跑车放至街边，一星期后再去取原样未动。而将另一辆窗破胎瘪的旧车放在路边，一星期后再去看，原先只破一扇窗，现已六窗均破，原只瘪一胎，现已四胎均瘪矣！监控显示，跑车放在那里，也常有路人围着转两圈欣赏，但都会想这样的好车一定周围有人看管，而那辆破车放在路边，半夜即见有喝了一点酒的路人对其用脚乱踹，第二天，街上的小青年就对它进行破坏。这就是典型的从众行为和想当然耳。
    我国古时即有文人墨客到处题词的习惯，莫说游山玩水面对大好美景诗意大发，既使在酒馆喝酒，一时兴起，也会在雪白墙壁上题哦一首，美其名曰：雅兴大发。国外则没有这样的风习，这里面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他们的文化起步晚，二是外国最先有的是鹅毛笔，试想一下，拿出毛笔在壁上挥毫泼墨是什么样的意兴，拿鹅毛小笔在墙上留字是什么样的感觉。有人说：看么，看么，原来我们是有这样传统的，在外游玩到处刻字不是我们的不对，再说扬名播声人皆所求矣，吾辈只是继承发扬而已。
    人在辩解的时候往往只寻有利于自己的方面说。李白千古扬名，至黄鹤楼，登斯楼也，望浩荡奔流之水，只因见上面有崔颢的《登黄鹤楼》，不禁感叹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书圣黄羲之也喜游山玩水，但却很少题字留词，往往所过道、院，主持、道长殷勤招待，欲求一字而不得，若得一字，则视如珍宝，并请人拓刻于山前石壁上。可见，留名亦要留好名，而不能未有自知之明，自揣刻歪歪扭扭之“某某人到此一游”即可大名千古；亦或“某某我爱你”，便可海枯石烂、传为佳话。西施颦蹙，翩若惊鸿；东施捧腹皱眉效之，只能贻笑大方而已。若如某人行径，鄙人亦可捏一泥坯，烘干、题字，置于故宫，不也可以传名于天下矣！吾只是明目张胆而已，有人已暗中行事。（注：笔者在写这笔文章时，又见报道有人在故宫大缸上刻画题字。）
    长城、故宫刻字、西湖撒尿，闻者痛心疾首，做者“信手拈来”，一切只因“成本”太低。治陋需重典。现在莫说重罚，连原先规定的处罚，往往也会因“法不责众”“只是小节”等借口而流于一纸规定而已。
    人皆有陋习，放之四海皆准。新加坡称为“花园国家”，并非国民素质有多高，且其华人占比近百分之七十五，与我们一脉相传，而并非是某些人心目中西洋之“文明客人”。其刑罚之严峻，在文明国家里是少有匹敌的，连乱扔杂物、在公共场所吸烟等在国人看来看小之事，都会受到处罚和起诉。而且那里还保留着现在世界上很少保留的原始刑罚——鞭刑。且真的做到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1994年6月9日，美国18岁少年迈克尔·费伊在新加坡受到鞭刑处罚，在西方世界引起轩然大波。原来是因为费伊在新加坡破坏了公路上的指示牌和在别人的车上涂鸦。西方世界认为鞭刑太重、太不文明，美国也因为“自己的孩子”受了委屈，总统克林顿出面求情，然而新加坡并不为其所动，最后费伊还是受到了鞭刑和坐牢四个月。此事并没有影响新加坡的国际形象，反而声誉日隆，花园国家还是花园国家，还被誉为世界上治安最好的国家。用费伊的一句话来说：我永远也忘不了新加坡！新加坡国民喜欢他们的国家、并以为新加坡国民而傲。是新加坡国民素质高吗？非也！凤凰台采风新加坡的节目，里面有一个小小的细节，记者随机询问一个行走的路人甲：生活在这样一个处处严法、违之严罚的国度，是不是每天过得都很小心翼翼呢？路人甲毫不思索地回答：怎么会呢！这些都是轻易就可做到遵守的，而这些法规会让我们生活得更舒适、更自由！
    爱惜自己的家园。自己若将家里弄得乱七八糟、遍地狼藉污渍，还要求客人进门要脱鞋，恐怕客人亦难以从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