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吕国清     河北省赵县人民法院

    和珅是清代著名的大贪官，与其同朝为官的纪晓岚为和珅的人生做了精彩的总结：“患莫大于有所恃。恃财者终以财败，恃势者终以势败，恃智者终以智败，恃力者终以力败。有所恃，则敢于蹈险故也”。联想到当代，“大老虎”们动辄侵吞上亿钱款？胆子从何而来？有恃无恐者也。那些大小腐败分子之所以胆大妄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恃”，因而滋生出各种各样的特权，再衍生了各种各样的“势”，就可以在一定时段、一定范围内“呼风唤雨”，他们贪腐起来不但顺手，而且没人能管、没人敢管，这就是有恃无恐的结果。所以，反腐应当从去“恃”开始。
    首先，官员要用自律忌“恃”。俗语说：“河里淹死会水的”，就是说人们往往会恃技而骄，最终在自己擅长的领域“翻船”。贪官们也是如此，其所恃者，无非是权、钱、势、智、力等，自以为弄通了为官之道，便可以凭自己的小聪明贪腐了。以和珅为例，他不但人长得俊俏，而且工作能力超强，可以说是才貌双全，以此博取了乾隆皇帝的信任，得以同时担任十几个要职，还与皇帝结了亲家，所以才有恃无恐，最后发展了巨贪。研究贪腐官员的成长足迹，包括一些官二代、富二代，多是具有较高的智力，也有优秀的工作能力，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了领导的信任，一步一步爬上高位，进入了某个权力圈子。以后通过走“上层路线”找了靠山，通过权力寻租发了财，培植了自己的亲信，形成了自己的“领地”，自认为有了高智力的算计可以逃避打击，出了事可以用钱和关系来摆平，对反对者也可以随意打击报复，甚至可借助黑社会的蛮力来“了事”。正因为他们有所恃，所以才不怕党纪国法，误判了形势，最后还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却误了卿卿性命”。
    其次，领导要用行动为下属去“恃”。孔子说：“自身不正，虽令不从，自身正，不令而从”。俗语又说“宽是害，严是爱”、“上之所好，下必甚焉”。还是以和珅为例，他原是一个反腐斗士，还到云南漂亮地查办了李侍尧贪腐一案，但看到李侍尧因得到皇帝的宠信而被轻处，后来还被重用，又被派去“以毒攻毒”，查办了甘肃官员集体冒赈案而立功，最后李侍尧还享受了将画像放进紫光阁的荣耀。和珅从李侍尧身上取了贪腐“真经”，并“发扬光大”，一步步走上了贪腐之路。和珅还投乾隆皇帝所好，在官员中推动议罪银制度，让皇帝与贪官共同分肥。正是因为皇帝对一些下属偏爱，甚至是放纵或暗示，下面贪腐的胆子才越来越大，这些贪官又培植自己的亲信，让腐败的链条越拉越长，以致贪腐成风，一发而不可收。现在也是如此，正因为一些领导“自身不正”，自然也就“身边不净”，不少贪官同身边人结成利益联盟 ，形成腐败的生态环境，往往会出现大案和“窝案”，甚至导致一个部门的瘫痪。《礼记·缁衣》中说：“下之事上也，不从其令，从其所行，上之好物，下必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恶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正是因为上面领导干部发出了错误的信号，下面别有用心的人自以为有所“恃”，胆子会越来越大，最后上行下效，形成了体制性的腐败，再治理就很难了。
    再次，要用制度去戒“恃”。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规矩也就是规章制度，是规范大家行为的规则，是各项事业成功的重要保证，也应是大家都应该遵守的圭臬。日本有一个高级酒店，检验客房抽水马桶卫生的标准，就是让清洁工喝一口抽水马桶里的水，可以想象这样的抽水马桶有多干净，这就是制度的力量。 贪腐的官员之所以敢目无法纪，大肆贪污，是因为自以为有所“恃”，手里握有了不加限制的特权，让制度在一定范围内失效，甚至是形同虚设。所以，制度和法治失效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抓制度建设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贪腐有所恃”的问题。如果制度得不到执行，很可能就是“奖恶惩善”、“劣胜优汰”，形成一种逆淘汰的态势。不变革“上司说了算”的选官体制，不拆除“跑关系+买路钱”的关卡，只抓几个贪腐官员是没有用的。一个行之有效的规范和制度，远比千遍说教、万次警戒更管用。要解决官场的生态问题，就需要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体系，着力解决“不想腐败、不能腐败、不敢腐败、不必腐败”的问题，逐步形成用制度管人、管事、管权的机制，进而让制度成为反腐的“高压线”，形成自觉用制度规范行为的氛围。有了强有力制度保障，加大了督查惩处力度，才能不断提升领导干部修养，健全刚性的约束，从而形成用制度去戒“恃”威慑机制。
    最后，要用强劲的执行拒“恃”。“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制度设计得再好，得不到执行也是一堆废物，也就失去生命力。制度要得到彻底执行，就要有包公、海瑞那样铁面无私的执行者，要有敢烧和珅豪车并杖责其恶奴的“烧车御史”谢振定的胆识，还要有点清代吏部郎中孟超然较真的韧劲。清朝的四川总督阿尔泰明着一再发表慷慨激昂的廉政讲话，暗地里却诱引属下送礼。孟超然却不买他的账，并写了一副对联送给总督大人遭拒，他就搬来一个凳子坐在总督府门前，旁边放着笔和本，每逢官员来送礼就给他们宣讲总督大人有关语录，规劝大家不要损害总督的清名，吓退了不少送礼怕官员。他有时还遭到送礼官员的痛骂，但孟超然还是追着扯人家的箩筐和衣裳说：你要真送我就记下你的名字举报你，搞得往年门庭若市的总督府一下子冷清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反腐只靠口号是不行的，还要靠不折不扣的执行来保证；执行制度光靠自觉是不行的，还要严格的检查机制来保障，这就需要铁面无私的执行者。现在“不认真执行制度、不贯彻落实制度、不按照规章制度办事”的问题较突出，制度往往是“说在嘴上，写在纸上，挂在墙上，就是落实不到行动上”，在制度执行中存在“牛栏关猫、进出自如”、“选择执行、变通执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约定俗成、心照不宣”、“下不为例、酌情处理”等种种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提高制度的执行力，应如习近平同志所说：“制度一经形成，就要严格遵守，执行制度没有例外。”但要排除这个例外，就需要有刚直不阿、公正无私的执行者和坚守者。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不管贪官们在后台、权势、钱财、智力、圈子、力量等方面有多大的“恃”，最终大不过国家法度，腐败的黑箱终究会被打破，“和珅栽倒、嘉庆吃饱”就是典型的事例。在当今中国，不管大小贪官伪装得多少巧妙，其权势当初多少炙手可热，最终究都难逃党纪国法的制裁。党的十八大提出，要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十八大以后一大批贪官纷纷落马。回想他们有所“恃”时的猖狂，可见当初去“恃”的重要，也再次说明贪腐官员所有的“恃”，在党纪国法面前都会无所“恃”。尽管“大老虎”周永康已经落马，但他昔日的反腐语录“要做到自身硬、自身正、自身净”，对自以为有所“恃”的贪官还是有警醒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