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以为

五权宪法很优秀
一
 
沈宇哲兄《太阳花学运占领国会，没错》一文很好，简洁明了替太阳花学运辩护，但是沈兄批评中华民国的“宪政体制是怪胎”，我认为言重了。
 
宪政是什么？根据哈耶克《自由宪章》的标准，符合两项原则就是宪政：1，政府权力受限制；2，个人权利受保障。
 
太阳花学运限制了政府权力，没有伤害个人权利，符合宪政原则。鄢烈山老师将其与烧杀抢掠的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相提并论，过分了。学生占领议会，跟议员在议会打斗性质差不多，难看，却是议会政治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学生没错，台湾也没有发生宪政危机。不能将太阳花运动与泰国的黄衫军运动等同，更不能等同于乌克兰危机。
 
既然没有发生宪政危机，那么太阳花运动本身并不能说明中华民国“宪政体制是怪胎”。
 
沈兄断言中国民国“宪政体制是怪胎”，理由是既非总统制，又不是议会制，行政院长由总统提名，却向议会负责。这几个理由都不足以支撑“怪胎论”。
 
英式议会制是议会一家独大，议会多数党可以为所欲为，容易造成多数人侵犯少数人权利的局面，泰国的宪政危机就是如此。美式总统制容易造成个人独裁，亚非拉成功的总统制没有几个，教训一大堆，乌克兰的宪政危机就是总统制弊病的典型发作。
 
即使宪政成熟的英国，也有二战后大规模的国有化和福利化，严重侵犯个人权利的教训，虽经撒切尔改造，远未清理干净。即使美国也有丑陋的分赃政治传统，新到任的驻华大使就是疑似分赃政治的结果，据说每任总统有七千个职位供支配。美国现在如此，十九世纪末建立文官制度之前尤其严重。
 
相比之下，五权宪法比起美式总统制和英式议会制都更符合宪政两原则。行政院负责民生事务，由总统提名，向立法院负责，恰是制衡的关键，防止立法或行政任意妄为，宁可牺牲效率。五权宪法中的监察院制衡立法院，功能相当于美国的最高法院，防止多数欺负少数。考试院负责文官队伍，制衡行政权，保证贤人政府，避免分赃政治。
 
五权宪法里头总统的核心使命是保证国家安全，普选产生，直接向全体国民负责，无需制衡，保证效率，相当于过去的世袭君主。现行台湾政治的弊端来自总统普选，造成总统短期取悦选民的动机很强烈，促使总统积极干预民生事务，违背了垂拱而天下治的理想，服贸协议的争拗就是一例。君主考虑的千年大计，不图国民一时欢喜，美国是用最高大法官终身制来承担君主的功能，五权宪法似乎没有类似的安排。普选制还造成一个种心理，国家领导人是国民任命的，国民对国家领导人不满意，可以直接抗命，易出现街头运动。
 
总之，台湾宪政缺陷是普选政体都存在的，非五权宪法独有。如果能在现有基础上调整监察院和考试院的组成，强化职能，使其独立于选举政治和党派斗争，更能充分发挥五权宪法的优势。
 
例如监察院由孔、颜、孟、曾四姓后裔世袭，监察院是消极部门，不会侵犯民权，世袭无妨。赋予其尊贵的地位，超脱于政党利益之争，便于监察民选议员和官员的道德操守，防止柯俊雄和王金平之类的党棍胡作非为。考试院由儒门学者推举，负责遴选饱读诗书、安贫乐道之士充任公务员。
 
读到这里，大家会问：“这不是儒家宪政吗？”没错，我就是儒家宪政的推销员。儒家宪政不是给宪政加上儒家特色，儒家根本就是关于宪政的思想，经得起宪政两原则的检验。在十九世纪就有人意识到了满清以前的礼制，类似于西方宪政，但是在哈耶克以前，西方学界对宪政本质认识依然模糊，中国人更无从知道礼制是比欧洲政制更符合宪政理想的体制，结果晚晴以后搞所谓宪政，越搞越糟糕。
 
恰恰是最熟悉西方政治的孙中山，认识到了传统政制的优势，结合西方民主制度提出五权宪法思想。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有很深的卢梭烙印，基本上是社会主义翻版，对中国传统思想和体制是颠覆性，五权宪法思想则是向传统回归，有折中，所以优秀。现在看来1946年宪法还是太西化，回归的不够，但架子搭好了。
 
二
 
鄢烈山老师反对学生运动，我不意外，经历过文革动荡的一辈人，很多有群众运动恐惧症，秩序饥渴症。鄢烈山指责余英时先生有恐共症，我比较意外。实际上余英时在文章中作事实陈述，而非个人的价值判断。他说台湾人普遍存在恐共心理，是太阳花运动的肇因，余英时的说法一点问题也没有。
 
台湾人恐共是多余的吗？
 
我没去过台湾，但我接触过在大陆的台商。大陆台商比大陆人更不敢议论时政，这份恐惧不是无缘无故的。中共对台商总体上是笼络的，但有拉就有打，有抬就有压，没有人甘心被人操纵当木偶。利益相关的台商尚且如此，更遑论台湾本土居民了。
 
台商在大陆赚的是辛苦钱，用马克思的话说是平均利润。与大陆经济体融合较深的台湾，人均收入不比新加坡和韩国高，相反，台湾和香港近年来收入增长慢于新加坡和韩国，这是侧面反映。全球市场的成品价格，特别低廉的大陆劳动力价格，所产生的超额利润哪里去了？落入极权体制的腰包，光是印制人民币兑换进口外汇一项就吞噬全部外贸顺差，还有无孔不入的、全球最高的税费。
 
不要被改革话语误导，1978年以来，大陆并未搞经济改革，世界上不存在什么政治改革之外的改革。要说中共有什么改变，那就是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束缚，害人不利己的事做得少了，专心做害人利己的事。这不是制度改良，制度层面越来越恶劣。30多年来，中共一直在织网，搜集全球的治理技术，将网眼编织的越来越细密。大陆的生产效率的确在提高，效率提高的原因是开放，向海外开放，向民间开放。
 
现在大陆出口完全依赖外资和民企，国企微不足道。假如台企一夜之间从大陆撤出，大陆受伤远大于台湾。
 
打个比方，原先中共在水塘捕鱼，没两下就捕捞过度，后来水塘与大海相连，永远捞不完。中共食髓知味，主动与台湾签署服务贸易协议，就是延续扩大开放的老套路，与大陆市场来往的人口越多，攫取的利益越丰厚。
 
国民党和大陆知识界多用自由贸易天然正确为服贸协议辩护，指责对方为左派。的确，台湾左派在太阳花运动中更活跃，但是作为资深右派，我也支持台湾民众反服贸协议。
 
服务贸易自由化，会给台湾带来一些小利，但不会有暴利，自由市场不相信暴利。与大陆服务贸易自由化弊端是长远的，台湾会被大陆市场套牢，深度分工，定格于大陆人不擅长的某些领域。服务贸易是法制密集型产业，与一个法制混乱的市场体系深度融合，会侵蚀台湾的法制环境，拉低道德水准，还有潜在的社会动荡。
 
台湾需要为那点小利，牺牲稳定、法制和道德吗？
 
鄢烈山老师是我尊敬的前辈，经常见面交流，我们都看好大陆的发展前景，对党内未来改革的可能性也持乐观态度，所不同的是，我没有办法将这份主观性很强的乐观分享给台湾人，说服别人得用真实的历史和现在的事实。大陆人愿意赌未来，因为现实残酷，成本低，不能要求台湾人一起赌，人家已经活得很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