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是个两相宜的时节，可以畅想夏天的骄阳，回味冬天的萧瑟，还可以期待秋天的金黄。这样的四月，会让人不自觉地想起那句“你是人间的四月天”，和八十多年前写下这样诗句的佳人林徽因。

    她出生在风云际会时代的官僚家庭，祖父是传统的中国文人，工于诗画，进士为官，而父亲却是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的新式才俊，叔叔更是革命先驱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林公觉民。变革的时代，家庭成员人生志向和际遇的巨大反差，让林徽因既受到严格中式启蒙教育，又熏陶于西式文化氛围中，这为她日后中西合璧的治学路径和文艺创作埋下了种子。英伦三岛上，她融水墨丹青于文艺复兴，在她充满东方神韵的底色里嵌入达·芬奇、拉斐尔和米开朗琪罗的格调；京华烟云里，她行云流水，穿行其间，用婉约柔美的诗行，耳目一新的英式舞台剧，让当时群星璀璨的北平文艺圈对几个留洋年轻人组成的新月社刮目相看。她，像是投入水中的石子，在那段今人看来百花齐放的旧时光里，氤氲出全是关于旷世才情和绝代风华的阵阵涟漪。可能大多数人都认为，新月派少不了徐志摩和胡适之，但可以想象，如果没有林徽因，新月社如何能从几个小青年的文艺沙龙发展成为影响中外的文学新势力？

    人间的四月天，有灿烂的阳光，也会有连绵的梅雨，而林徽因告诉我们的却是，你若安好，便是晴天。林徽因的一生，真正的开始就在那个四月，在泰晤士河畔那个多雾雨的城市。她，二八芳龄，豆蔻年华，既熟读礼易春秋大学中庸，又能用流利的英语陈述自己对雪莱和拜伦作品的喜爱，严格的仕女式家庭教育和在教会学校养成的西式思维方式，让站在她对面的江南才俊直了眼神，乱了方寸，如果一见倾心是存在的，或许可以描述这位江南才俊初见林徽因的情景。这位江南才俊就是徐志摩。诗人的浪漫和青年的炽热，让徐志摩陷入了长达数年的苦恋当中，从剑桥旁的小镇到北京城的快雪堂，无论是面对恩师梁任公苦口婆心好言相劝，还是面对整个家族竭力反对和断粮断供的威胁，抑或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成为第一个登报离婚的中国人，诗人始终没有退缩半步，而回绝恩师相劝的那句“得之，我幸，不得，我命”，至今还被是很多失恋青年用来聊以自慰的名句之一。有人说，林徽因最终选择了门当户对的官二代梁思成，放弃了舞文弄墨的浙江小开徐志摩。这种市井说法或许有他的合理之处，但我更愿意相信，诗人是至性至情的诗人，徽因是周正得体的徽因。毕竟，徐志摩是有妇之夫，虽然是情窦初开的少女时节，尽管是才子佳人的理想桥段，但她心中的温良贤淑德并没有被爱情冲淡，她懂得心有所至、行有所止，她知道她的幸福不能建立在张幼仪的痛苦之上。林徐之间，看似有着干将莫邪的缘，没有琴瑟之和的分，着实令人惋惜。但抽丝剥茧后隐约会看到，根子还是在于，林选择坚守传统女性的核心价值，徐却一直以新式生活方式的引领者和思想解放的先行者自居。

    红颜薄命，天妒英才。这位旷世才女从欧洲游学归国后，柔弱的身躯就开始与病魔做无休止的斗争。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颠沛流离、困苦潦倒的生活让她始终没有离开病榻。尽管如此，战争阴霾散去的和平年代一到来，她就拖着病体和丈夫梁思成一起吃干粮、喝凉水进行田野考察，硬生生地建立了一个让中国古代建筑在世界建筑界有了一席之地的学科，让博大精深的中国古建得以重见天日，让大批在时光中坚守了几百上千年的古建筑得到抢救和保护，留下了国家宝藏和民族遗产。因为在学术上公认的权威造诣，她甚至被推荐参加了共和国国徽设计。一位女性，在那风雨际会的时代，用她短暂、丰富、精彩的一生，留给后来人太多的惊叹和感慨。

    你已不在人间的四月天里，却在四月天里被多少次地想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