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纷纷变法图强。韩国由于面对强秦，推行变法、壮大国力的愿望尤为迫切。公元前355年，韩昭侯任命申不害为相，开始变法图强。
      申不害的变法改革，第一步就是整顿吏治，加强君主集权统治。在韩昭侯的支持下，首先向挟封地自重的侠氏、公厘和段氏三大强族开刀。果断收回其特权，推毁其城堡，清理其府库财富充盈国库，这不但稳固了韩国的政治局面，而且使韩国实力大增。与此同时，大行“术”治，整顿官吏队伍，对官吏加强考核和监督，“见功而与赏，因能而授官”（《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有效提高了国家政权的行政效率，使韩国显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局面。
     申不害相韩15年，“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帮助韩昭侯推行“术”治，使韩国君主专制得到加强，国内政局得到稳定，贵族特权受到限制，百姓生活渐趋富裕，史称“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韩国虽然处于强国的包围之中，却能相安无事，成为与齐、楚、燕、赵、魏、秦并列的战国七雄之一。”在与强秦的对抗中，韩是唯一打过秦国主意的国家，连灭秦的念头都敢想，当时之强盛可见一斑。
      然而，由于申不害过于强调“术”治，而不是“法”治，也产生了另一个后果，即“一言正而天下定，一言倚而天下靡。”“术”取决于君主本人的才能，君主本人比较正确，有能力，国家就会比较兴旺；相反，国家就会陷入混乱，老百姓就会遭殃。正因为申不害与韩昭侯用“术”有余，定法不足，因此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韩国的问题。韩昭侯一死，韩国很快又衰落了。同时，由于变法的范围主要集中于增强国君统治力和整肃吏治，在土地政策、经济基础改革方面未有革新，没有充分解放生产力，因此申不害变法不能算是真正的成功。
     无独有偶。几乎是在同期，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任命商鞅为左庶长，颁布法令，开始变法。主要内容有1、颁布《法经》，增加连坐， 轻罪重刑；2、废除旧世卿世禄制，奖励军功，禁止私斗，颁布按军功赏赐的二十等爵制度；3、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特别奖励垦荒；4、焚烧儒家经典，禁止游宦之民；5、强制推行个体小家庭制度，扩大了国家赋税和兵徭役来源；6、废除奴隶制土地国有制，实行土地私有制，国家承认土地私有，允许自由买卖；7、普遍推行县制；8、统一度量衡制。等等。
     从这些法令可以看出，商鞅着力的是“法”治，而非“术”，所颁布的法令对土地政策、生产关系等有深刻而广泛的调整，且在秦孝公的强力支持下，得到很好地执行。经过商鞅变法，秦国的旧制度被彻底废除，封建经济得到了发展，秦国逐渐成为战国七雄中实力最强的国家，为后来秦王朝统一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历史总是以某种形式不断地重复。让我们翻开大清帝国的历史，看看雍正王朝。雍正帝上任后，面对康熙盛世遗留下的种种顽疾，首先拿官吏开刀，雷厉风行地进行了一场钱粮大清查。整饬吏治后，相继推出了“摊丁入亩”、“耗羡归公”、“官绅纳粮，一体当差”等一系列改革措施。虽然谈不上是重大变革，但是却为另一个时代——乾隆盛世的开启，奠定了基础。
     再看嘉庆，嘉庆帝上台后给人的感觉非常给力。老爸的丧事还没办完，就已经开始对贪官下手了，诛杀权臣和珅，罢黜、囚禁和珅亲信死党，好大的手笔。面对乾隆末年危机四伏的政局，嘉庆帝打出“咸与维新”的旗号，整饬内政，整肃纲纪。人们欢欣鼓舞，拭目以待一代明君即将上演的一出出好戏。然后呢，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大清帝国从此走向了衰败。
      说这么多其实是只想说三句话：（一）整肃吏治是改革的必选项目，但不是全部；（二）法令必须得到强力执行；（三）改革成功与否要看是否解放了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