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伯走了，他终于结束自己传奇坎坷的一生，摆脱贫困的折磨、卸去生存压力，我为他的离去悲伤难过，同时也为他的解脱宽慰欣喜。人生自古谁无死。
    大年伯是我的老邻居，出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末。他爷爷是当时闻名陕晋的风水先生，父亲先后在三原、榆林求学工作，是村里少有的知识分子。可惜几代单传，父母有了五度金花、四十五岁才得了他这个宝贝疙瘩。全家上下欢天喜地、乐不可支。爷爷迁坟修祠，希望他将来升高发财、光宗耀祖。父亲请来山西的大戏班子唱了九天九夜，邀请内亲外戚、三朋四友赴宴豪饮，同窗赠贺“长命百岁”的金匾，至今还挂在他家摇摇欲倒的门楼上。大年伯小时家人视他为掌上明珠，抱在怀里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要星星不给摘月亮，百依百顺、有求必应，使他养成蛮横粗野、称王称霸的个性。
    全国解放后，大年伯的父亲在商业系统任要职，母亲在邻乡当妇联主任。他自己也成了丹洲历史上首届高中生。戴着程亮的手表，骑着一辆崭新的“自摇铃”，独居的窑洞里还放着一台收音机。大年伯天资聪明，学习成绩却每况愈下。让人敬佩的是他有一支好文笔，在那动荡不安的年月，他一篇作文将学校一百多名老师骂遍而名噪一时。大年伯曾有“指点江山”的雄心壮志，在学校组织反革命联盟，企图抢劫武器暴动。事件败露后，他装疯卖傻躲过法律的制裁。继而风云突变，他随父母又回到久别的农村。面对物质匮乏、尘飞土扬，大年伯痛感前途渺茫，想法设法逃避队里的劳动，死缠硬磨要队长改善伙食、吹毛求疵给公社干部难堪。队里渐渐把他不再视为劳力，任他自由放荡去了。
    我记事起，大年伯就瘸了一条腿，有人说是他沾花惹草的恶果、有人说是他偷鸡摸狗的报应，内情可能只有他自己清楚了。大年伯给我镌刻的形象是撒着一双老布鞋、梳着大背头、一身失去本色的中山装、腰里别着一根长烟锅，一年四季不着家门。无人知晓他在外忙什么。偶尔回家，端着一个沾满污垢的茶杯走东家串西家，吹嘘自己见多识广、财源滚滚，炫耀将来置房买车、送子出国的梦想。我在他身上始终寻觅不到暴富发财、衣锦还乡的迹象。大年伯的父亲半路出家当农民，生活的压力过早累垮了身体，母亲恨铁不成钢，和他形同陌路人。家里的大小事务都由他的媳妇操持。
    媳妇是大年伯人生的辉煌，也是他留给后人的笑柄。据说他随心所欲、快如闪电的娶了离、娶了离，先后娶过十房媳妇。让他骄傲的还有一房是老师，身怀六甲后与他分道扬镳。在我的记忆中唯有大年伯的最后一房媳妇，那是他参与买卖婴儿入狱四年后，领回一个比自己小了十八岁的米脂姑娘。这个媳妇生性泼辣、勤劳肯干，还给他生了两个儿子，大年伯依然放荡不羁。媳妇早出晚归、浑身解数，亲朋好友慷慨解囊、不遗余力，他家也甩不掉贫困户的帽子。大年伯的无动于衷、熟视无睹，让媳妇彻底心寒。在十五年前一个霞光满天的傍晚，心力交瘁的媳妇挥泪弃他而去。此后，大年伯还朝思慕想着娶媳妇，但都不了了之。他时常惋惜自己玩了一辈子媳妇，最终还落了个光棍。大年伯去世后族人不得按照家乡风俗，给他扎了个草人同葬，这是后话了。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大年伯在几个姐夫的帮助下，借贷数十万，办了一家食品加工厂。他下广州、上内蒙、去北京、到上海，四处推销自己的壶口牌系列酒食。他甚至幻想着打入国际市场，赚足外汇、出国定居、捐款教育、资助贫困。然而正当他雄心勃勃的时候，食品厂惨遭火灾，变成一堆废墟，大年伯瘫坐在地上，老泪枞横。这次致命厄运，让大年伯背上了累累外债，债主常逼得他像热锅上的蚂蚁，不得委屈扎根在家，凡事有始无终。
    我离开家乡快二十年了，大年伯在我的脑海中已经淡化。去年春节，我有幸回家乡小住，见到了久违的大年伯。他满脸污垢、伤痕累累，穿着一件右襟棉袄、一条花色的“七分”棉裤，撒了一双露了脚趾的破皮鞋，肿胀而肮脏的手不停的捋着下巴上的一撮山羊胡，犹如城市里的流浪汉，让我心酸难过。听父亲说，这些年大年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吃粮靠救济、花钱靠低保。住在父母留给他的破窑洞里，院子垃圾遍地、杂草丛生，炕上的被褥成了一堆破棉絮。大年伯给予厚望的大儿子吃在自家、干在别家，几年前因盗窃被判刑。小儿子天生懦弱，一直服侍在大年伯左右。受不了母亲远走、大哥判刑的双重打击，突然精神失常，手脸不洗、衣冠不整，对大年伯非打即骂，使大年伯经常遍地鳞伤。家里一片狼藉、无一完物，打破了三口锅后，做饭只能用好心人施舍的一个脸盆，大年伯度日如年，成了乡亲们茶余饭后的笑料。
    也许他万念俱灰、也许他向往极乐、也许他······大年伯走上跳崖自尽的绝路。三天后一遛弯者才发现他命丧荒野。还能看出大年伯临死前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和痛苦折磨。
    站在大年伯的门楼前，看着那块“长命百岁”的金匾，我心潮澎湃、思绪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