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实力较弱，很难发起规模大的对日作战，因此歼敌的数量和自身将领牺牲的数量都比较小。彭德怀指挥的百团大战，可能是中共在抗日战争中唯一拿得出手的较大规模战役。官方数据显示，百团大战中，中共投入八路军一二九师和晋察冀军区等共105个团20余万兵力，共进行大小战斗1800余次，攻克据点2900余个，歼灭日伪军45000余人。虽然在歼敌数量上存在不少争议，但这次战役对抗日战争的贡献不容剥夺。著名学者、清华大学教授秦晖说：“百团大战虽然主要是一次大范围破路运动而不是一场歼敌作战，但它确实是八路军抗日斗争的高潮，而且它也确实履行了敌后战场的使命。”（《秦晖：中国“站起来了”的历程》）
秦晖同时指出：“此后，敌后战场虽然仍有国民党军的活动，但这里的抗敌主力的确是共产党了。”（同上）
应该说，在以自由主义者自居的当代学者中，秦晖的这番评价是最为客观和公允的。
但是，百团大战在中共内部却引起了一番争论。甚至到了1959年，百团大战成了清算彭德怀“一贯反对毛主席”的一大罪状。彭德怀在此后的政治斗争中，饱受折磨，无不与此相关。
实际上，在百团大战结束没多久，批评这场战役的声音就在中共内部出来了。而在中共正式会议上第一个站出来批评这场战役的高级领导，则是后来与彭德怀一起位列开国十大元帅的刘伯承。
从1942年2月至1945年春季，中共在延安开展了一场整风运动。1944年4月，整风运动进行到了高级干部层面。4月30日，刘伯承代表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抗日民主根据地作工作报告，对晋冀鲁豫七年来抗战加以全面总结。
整风会议的要求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因此，刘伯承所做报告，不但肯定了此前进行的百团大战，也进行了不留情面的批评。
刘伯承指出，百团大战过早地暴露了我军实力，引起日寇重兵的疯狂报复；对日军进攻方向作了错误估计而过早发动战役；指挥上存在失误，给八路军带来不必要的损失；没有发挥游击战与正规战相结合的传统优势等等。
刘伯承有丰富的军事指挥经验，是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的高材生，还曾经担任红军的总参谋长，他从军事的角度提出来的这些批评自然不无道理，也完全符合当时的客观情况。因为在百团大战中，确实发生了因为彭德怀的蛮横指挥，给刘伯承的一二九师造成了较大的兵力损失——有的伤亡，完全是可以避免的。
具体来讲，就是关家垴之战。
关家垴之战发生在1940年10月30日，属于百团大战的第三阶段。此战中，一二九师的６个团在彭德怀严令下汇集蟠龙镇关家垴，围歼日寇冈崎支队。冈崎支队的兵员不多，只有600余人，但其火力装备极好。不但配备了三门火炮，还有飞机支援。这给正面进攻的一二九师制造了极大麻烦。
刘伯承久攻不下，请求彭德怀放弃进攻，等候晚上开展夜袭。彭德怀不听，下令继续强攻，还放下“狠话”：“拿不下关家垴，我撤你一二九师的番号！”彭德怀是八路军副司令，他的命令，刘伯承只能服从。
最终，在一二九师的反复强攻下，终于攻克了关家垴。冈崎支队虽然被歼灭，但八路军方面的伤亡数量还高于日寇数量。所以，光是从伤亡对比看，很难说这是一场令人信服的胜仗。
战斗结束后，彭德怀向刘伯承道歉。刘伯承本人倒是很大度的挥手而过，只是一二九师的官兵对彭德怀意见很大。
回到刘伯承在整风运动会议上对百团大战的批评。如前所述，批评并不针对彭德怀本人，而是就事论事。而且刘伯承结合这些问题，进行了自我批评。但这份报告给彭德怀带去了很大的政治影响。
第二年的春夏之交，延安召开了“华北工作座谈会”。会议的目的本是总结华北敌后抗战的经验，可在康生等人的发动下，会议变成了针对彭德怀的批斗会。百团大战自然也是批评的焦点。批评没什么不对，问题是这些所谓的“批评”，将彭德怀的工作失误上纲上线为错误路线，不少批评更是明显的诛心之论。如指责“百团大战是背着党中央、毛主席打的”、“大战的动机不纯，意在树立抬高自己的威望”、“指挥鲁莽、蛮干”等。
一场对抗日战争做出积极贡献的百团大战，竟然被说得一文不值。这让彭德怀怎么都想不通，也无法接受。
华北工作座谈会的这些攻击与刘伯承无关，事情的发展也非刘伯承的本意，可彭德怀对刘伯承的不满是可想而知的——毕竟，对百团大战的批评是刘伯承第一次在党内会议上提出来的。
  这为1958年，彭德怀借反教条主义之风，将刘伯承整肃“教条主义”，逼得66岁的刘帅泪洒怀仁堂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