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中，日本长驱直入侵略中国本土，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当时标榜公平正义的西方国家，很多反而很同情日本，对被侵略者清朝政府则多有讥讽，这是为什么呢？

1894年7月25日，朝鲜西海岸丰岛水域，一艘挂着旭日旗的军舰，像狼一样，跟紧了一艘挂着米字旗的商船。

军舰的指挥官是日本帝国海军浪速号舰长东乡平八郎，他下令并向那飘扬的米字旗，开炮。在一片硝烟中，为大清帝国运兵的英籍商船高升号，缓缓沉向了海底，日本人救起英籍船长等人后，扬长而去。

落水的清军将士，除一部分被路过的德、法军舰救起外，大部分壮烈殉国。

高升号事件，让中日战争的舞台上，有了英国的身影，这对来说中国有什么意义吗？

高升号是英国怡和公司的商船，日本人击沉高升号，不仅让中日进入了战争，也吸引了英国舆论的关注，就算英国不能直接出兵干预，如果在舆论上能够同情中国，无疑对中国也是有利的。

7月26日，在天津的李鸿章收到消息后，迅速召见了英国驻天津总领事宝士德。会面中，李鸿章向宝士德表示，对日本攻击中立国船只的行为，自己极度愤慨，希望英国舰队有所行动。

那么，英国会站在中国一边吗？

事件发生的十天前，英国和日本刚达成协议，同意在五年之内，取消英国在日本的领事裁判权，意味着英国开始承认日本是一个“文明国家”。结果这个所谓的“文明国家”，不到两周后就悍然击沉挂着英国国旗的商船，英国舆论一片哗然，远东舰队副司令官斐利曼特更是提出，要做些事情来教训日本，弥补大英帝国国旗所受的侮辱。英国政府则认为，事实尚不清楚，需要进一步了解情况。

英国政府没有在第一时间对事件明确表态，为自己后来的决策留下了余地，也为中日的宣传战留下了空间。

宣传战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却考验着一个国家比“硬实力”更难弥补的“软实力”。战争一开始，日本便竭力鼓吹中国的“野蛮”和日本的“文明”。明治维新的思想巨子福泽渝吉写到：“这是一场中日间的战争，但它实际上是一场文明与野蛮的战争”。

这里的“文明”虽然只是西方标准下的“文明”，并不能决定一个国家先进与否。

但是，它会影响到西方国家的舆论倾向和评价。

在日本的宣战诏书中，明确遵守国际法，向国际社会再三表示，二十余年来，日本一直“求文明之化于平和之治”，同时，“朝鲜乃帝国首先启发，使就与列国为伍之独立国，而清国每称朝鲜为属邦，干涉其内政。”日本深知，不干涉他国内政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然而，清政府却还沉迷在传统的天朝上国为中心的朝贡体制中，宣战诏书中强调了朝贡体制下中国的责任。“朝鲜为我大清藩属二百余年，岁修职贡，为中外所共知”，清政府“派员驻扎该国都城，随时保护”。这样的话语立即在国际上引起非议。

日本的宣战诏书将自己打扮成遵守国际规则的国家，而清政府被认为是随意干涉他国内政的“野蛮”国家。

然而，怎么样才能用“文明”解释击沉商船的行为呢？

浪速号救起高升号上的外国船员后，将他们带到日本。船员们不但得到了来自日本的道歉和解释，还得到了细致入微的精心照顾，领到了相当数额的慰问金，包括船长在内的很多船员，纷纷表示对日本的理解。

他们的言论很快被日本收集起来，用做高升号调查报告的参考。击沉高升号后，日本迅速知会英方，表示会按“文明国家”的程序对事件进行调查，一旦确定是日本的责任，日本将立即承担所有责任。

通过幸存的外国船员的证词，日本还有意强调中国士兵挟持外国船员，并向落水的外国人开枪，这些有利于日本的消息，通过日本的媒体，得到了迅速传播。

日本人熟谙舆论宣传，在甲午战前，日本的媒体已经有了相当规模，1888年，仅东京地区每日出版报纸，便在15万份以上。甲午战争期间，日本的报纸发行量进一步跃升，如东京的《万朝报》，日发行量达五万份以上。同时，66家报刊共派出了114名战地记者，随着水雷艇、巡洋舰到海上；随着陆军去侦查、去拍摄战斗，可以说是遍布战场各个角落。

日本人在平壤拍摄的日军救治受伤中国俘虏的照片，迅速传向世界各地，他们所谓日军军纪严明，百姓拥护的报道，也持续影响着西方舆论。

日本还欢迎西方记者随军采访，这也成了日本宣传工作的重要部分。像旅顺大屠杀之后，日本一边向西方记者渲染清军对待俘虏的“残酷”，日军是为惨死的同胞复仇；一边向其提供补助，让其发布为日本开脱的报道。

日本的外交官也行动起来，不同于不会英语的中国驻英公使龚照瑗，日本驻英公使青木周藏，是个精通英德等语言的“欧洲通”。青木在积极发表言论为日本辩解的同时，暗中以每篇数百英镑的高价，求得路透社等英国媒体发布有利于日本的文章。

然而，面对日本向西方的大力宣传，中国又有怎样的反击呢？

总理衙门的记录显示，英国驻华公使欧格讷表示“既日本将英船击沉，或竟调水师前往，亦未可知。”在欧格讷向伦敦的汇报中，其实并没有这句话，但无论如何，清廷上下便侥幸地抱着英国助战的希望，在开战诏书中说，日本“乘我不备，在牙山口外海面开炮轰击，伤我运船。”“衅开自彼，公论昭然”。等着国际“公论”自然地去谴责日本。

然而，国际上的“公论”，往往不是不辩自明的，中国却没有影响“公论”的足够力量。清政府不愿意媒体对自己指手画脚，包括租界各报在内，中国报纸的发行量，最多仅及日本大报的零头。由于无法派遣战地记者，各报的消息来源也非常靠不住，不时还有清军利用“火牛阵”、“夜壶阵”大破日军这样的报道。路透社曾未加考证，便引用了中国媒体上清军在朝鲜大胜的虚假消息，结果沦为业界笑柄。

中日在影响国际舆论上实力的悬殊，结果就是英国舆论对中国苛刻以待，而对日本却充满纵容。最终，英国政府认为，日本没有违反战争规则，是中国士兵的反抗，导致了高升号被击沉，高升号的损失，应该由清政府来赔偿。

高升号静静地躺在黄海海底，它的悲惨往事，透过粼粼的海水，和时间的尘埃，向我们展现一个国家曾经的伤痕。我们常说，落后就要挨打，但这落后，指的不仅仅是军事实力，更是指一个国家社会整体发展的程度。

历史让我们感到痛，但这痛，却推动我们毅然前行，也许，这就是历史给我们的最好礼物吧。

资料附录：

东乡平八郎（1848年1月27日－1934年5月30日，弘化4年12月22日－昭和9年），日本海军元帅海军大将，侯爵，与陆军的乃木希典并称日本军国主义的“军神”。在对马海峡海战中率领日本海军击败俄国海军，成为了在近代史上东方黄种人打败西方白种人的先例，使他得到“东方纳尔逊”之誉。由于他和大山岩同藩，所以时人称颂“陆上大山海上东乡”。其父东乡吉左卫门热心于海军，对东乡平八郎有很大的影响。官至从一位・大勋位・功一级・侯爵。

福沢谕吉（1835--1901）日本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明治时期杰出的教育家。他毕生从事著述和教育活动，形成了富有启蒙意义的教育思想，对传播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对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因而被日本称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明治时期教育的伟大功臣”。

龚照瑗（1835—？），字仰蘧，号卫卿。安徽合肥人。曾任江苏候补道。中法战争期间，为台湾守军转运军械。1886年任上海道台。1887年李鸿章委其重办机器织布局，1890年建成。1889年与各国领事磋商后，建立专管洋商租地事宜的上海会丈局。1891年迁浙江按察使，后任四川布政使、驻英法意比等国公使，1896年曾在英国诱捕孙中山。同年回国，任宗人府丞。1897年被劾去职。

青木周藏(1844～1914)，生于日本弘化元年一月十五日。父亲是长洲藩的医生。年轻的时候在藩校明伦馆学习。1868年作为长洲藩的留学生赴德国留学。1873年回国后进入外务省，历任外务省一等书记官、驻奥地利公使、驻荷兰公使。1886年出任第一次伊藤博文内阁外务次官。后又出任第一次山县有朋、第一次松方正义内阁外长。1894年在驻英公使任上协助外长陆奥宗光成功的修改了不平等条约《日英通商航海条约》。回国后又出任第二次山县有朋内阁外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