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下关的春帆楼里，大清全权大臣李鸿章，正在和日本国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商讨停战议和。
战争失败的压力，让身高一米八三的李鸿章，仿佛比一米六零的伊藤博文矮了一头。
被称为“东方俾斯麦”的李鸿章，这时候和那个德国的铁血宰相相比，他所依仗的北洋舰队已经全军覆没，几乎已经手无寸铁，只有战争失败的血泪，流淌在他的心头。  
谈判中，李鸿章手里几乎没有能打的牌，只能一边拖延时间，一边向小自己十八岁的伊藤博文哀求，希望日本降一点价码。
伊藤博文不以为然地说：“中国是个大国，拥有十倍于日本的土地，和四万万的人民，搞到钱不是问题。”
 “大清的裱糊匠”李鸿章，已经对大清这座千疮百孔的旧房子无计可施，便不无讽刺地回答伊藤博文：“既然如此，那中国就请你来当首相试试，如何？”
而伊藤博文听了，立即回答：“当即奏请皇上，甚愿前往！”
李鸿章当然没有请伊藤博文来中国做首相，然而，一个发动数千举人联名，反对与伊藤博文签约的人，却有了请伊藤来中国参政的念头。
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中，是坚决反对清政府和日本签订马关条约的。但在研究明治维新以后，康有为主张中国应该学习日本的改革。康有为在进呈给光绪的《日本变政考》中说“日本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走了欧洲国家五百年走的路，‘治效之速，盖地球所未有也’，中国要是借鉴日本经验进行改革，三年就有一个框架，十年就可以成为强国。”那一时期的中国从上到下都非常想学习日本超常规跨越式发展。
康有为不但要学习日本，还希望能够请个老师来。
一手参与和主导明治维新的伊藤博文，便成了理想人选。
据与康有为关系密切的传教士李提摩太回忆，康有为曾经说，伊藤博文让日本变成了强国，对中国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让皇帝请伊藤来当改革顾问。
戊戌六君子之一杨深秀，在康有为的授意下，上奏请求邀请伊藤博文协助改革“其人曾为东瀛名相，必深愿联结吾华，共求自保者也”。而伊藤当时正在中国游历，据说正有参与中国政治的意图。
日本在马关条约中让中国承受了巨大的屈辱，而在未来的半世纪中，更是给中国带来无尽的灾难，那么维新派为什么会认为，伊藤博文会和中国共求自保呢？而伊藤博文要赴中国参政，又和日本国内怎么样的思想有关呢？    甲午战争结束后，日本人都认为，清国“上下腐败已达极点，纲纪松弛，官吏逞私，祖宗基业殆尽倾颓。”强调日本必须改造中国。日本著名思想家福泽谕吉在文章中写道：“几千清兵无论如何都是无辜的人民，杀了他们是有点可怜，但他们不幸生活在清国那样的腐败政府之下，对其悲惨命运也应有所觉悟。倘若支那人鉴于此次失败，领悟到文明的力量多么可畏，……付出一些代价也值。”    毕竟中日两国曾经同病相怜，都遭受到西方国家的凌辱。1862年，一艘叫做千岁丸的日本船访问了上海，当看到外国人对中国人的欺凌，一位叫做高杉晋作的乘客感慨道“中国人被外国人任意驱使，实在可怜，我们日本决不能变成这个样子！”千岁号船员们的见闻，深刻影响了当时的日本，思想上受到巨大冲击的高杉晋作，后来成为明治政府维新运动的先锋。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逐渐变成了强国，在亚洲各国里率先实现了从列强的侵略中独立自主。然而，希望“脱亚入欧”的日本，即便能够“脱亚”，也未必能够“入欧”。
模仿西方穿戴饮食的日本，经常被西方的报刊嘲笑，很多西方报刊公开说，穿上文明人衣服的猴子，毕竟还是猴子而已。
中日联手对抗西方的战略思想，在日本也有一定市场。早在明治维新之前，鼓吹日本民族优秀的佐藤信渊就曾经说过，为了对抗西洋各国，应该善待中国。在甲午战争前夕，政治运动家樽井藤吉写下《大东合邦论》，认为当今白人就相当于战国时期的秦国，黄种人就相当于六国，六国只有联手抗秦，才有一线生机，因此，日本、中国、朝鲜应该合并成一个国家。这样的观点，不仅在日本有市场，同时也得到了康有为等维新派的赞同。
甲午战争之前，日本人处心积虑要做东亚的霸主，将中国视为绊脚石。而甲午战争后，胜利的日本便觉得自己已经有资格教中国怎么做了。很多日本人宣扬，中日两国唇齿相依，如果中国被列强亡国，那么下一个恐怕就是日本了。
八国联军侵华的时候，积极派兵的日本，受到了深深的震撼。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公开声称，要狠狠地收拾中国人。德国要做一个对付黄种人“黄祸”的斗士，而俄国沙皇派兵入侵东北，便再也不走了，屡屡表示要为白人夺下中国东北，并对中国人进行大肆屠杀，造成江东六十四屯惨案。消息传到日本，让日本人惊恐不已，为此日本还爆发了抗议俄国的游行。一首《阿穆尔河的流血》在日本流行一时，歌词写到“阿穆尔河的仇恨永不终结”，“二十世纪东洋波涛涌，难立足”。
正是由于这种背景，日本通过甲午战争从中国掠夺了巨大的权益，但中国人却对日本并没有太多的仇恨，相反，中国人积极地学习日本。戊戌维新夭折了，中国人向日本取经的脚步却没有停止，1903年留日学生达到1300多人，1904年2400多人，1905年突破八千人。
而很多日本友人，如宫崎滔天、梅屋庄吉、山田良政等人，积极参加了中国革命，为中国革命奉献出了毕生的精力甚至生命。
不可否认，一些有远见的日本人本着唇亡齿寒的想法，也希望中国能够强大起来，和日本一起从列强手中夺得东亚的独立自主。然而，日本政府更多地将这种思想当做了侵略中国的烟雾弹和武器，这种思想被日本政府用来追求独霸中国，用来麻痹和欺骗中国人，并演绎出了后来臭名昭著的“大东亚共荣圈”。
对经常誓言中日友好的日本，善良的中国人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失望。
当日本政府沿承了沙俄在中国东北的侵略权益的时候，期望日本仗义执言的中国人失望了。
当日本政府与列强图谋瓜分中国的时候，期望日本能够帮助中国的中国人失望了。
当日本政府不断索取在华侵略权益，中国人看出这个自称要和中国共同抵御列强的国家，却是对中国胃口最大的敌人的时候，期望中日能够友好合作的中国人失望了。
孙中山先生曾经告诫日本人，要实行非侵略的，帮助亚洲的亚洲主义，才能得到亚洲人民的尊重。
然而十几年后，日本侵略军铁骑，让亚洲人民彻底看清楚了日本的真面目。
日本的改造中国乃至亚洲的真实企图，已是狼子野心天下知。
任何时候期待日本友善的想法，都会给中国带来无尽的灾难。
往事如烟，历史沉钩。
中华民族近代以来，连续三次高速发展期，都被日本无情地打断。
日本这个邻居，在历史上给中国留下无尽的伤痕。
但中国正是在这些伤痕中，不断砥砺前行。
资料附录：
康有为：(1858—1927)，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又号明夷、更甡、西樵山人，游存叟、天游化人等，广东南海人，人称“康南海”。光绪朝进士，官授工部主事。近代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和书法家。《日本变政考(外2种)》记日本明治元年(1868)至明治二十三年(1890)间维新改革过程，于日本议会、宪法、官制、选举等叙述尤详。康氏认为明治维新条理虽多，其要点在于“誓群臣以定国是”、“立制度局以议宪法”、“纡尊降贵以通下情”、“多派游学以通新学”，从而提出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的政治方案。书中对日本新政逐一加按语以作阐发，戊戌变法期间，光绪皇帝所发有关上谕，多有采自书中按语者。
伊藤博文（いとう ひろぶみ，1841年10月16日-1909年10月26日），日本近代政治家，长州五杰，明治九元老中的一人，日本第一个内阁首相，第一个枢密院议长，第一个贵族院院长，首任韩国总监，明治宪法之父，立宪政友会的创始人，四次组阁，任期长达七年，任内发动了中日甲午战争，使日本登上了东亚头号强国的地位。官至从一位、大勋位、公爵。不过从本质上上说，他在日本统治集团里还算是文治派。他的不朽功业是建立了一种有生命力的立宪制度，他使日本人能够有秩序的进行政治和平演变，在此种变化中，民众得到日益扩大的参政机会，这是很有意义的。1909年10月26日9时，伊藤博文在哈尔滨被朝鲜爱国者安重根刺杀。
高杉晋作：（1839--1867）是日本幕末时期的著名政治家和军事家，长州尊王讨幕派领袖之一，奇兵队的创建人。幕府末期尊攘、倒幕运动的志士。长州藩士，通称晋作、东一、和助。名春风，字畅夫，号东行，化名谷梅之助、谷潜藏等。伊藤博文在他的彰显碑上写道：“如果要能动如雷电、发如风雨，使众目骇然，无能够正视者。我则比不上东行高杉君”
有人用“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来评价他；因为高杉晋作爱酒爱美人，也有人评价他为“醉卧美人膝，醒握天下权”。
樽井藤吉（1850～1922），号丹芳，出生于奈良县的一个木材商家庭，但年轻时即因参与政治活动不得志，转而专心琢磨日本如何对外开拓，曾多次欲乘一小船登上朝鲜半岛未遂，后又参与组织“东洋社会党”，因违反政府集会条例被监禁一年，出狱后积极参与“玄洋社”等右翼团体的政治活动。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后来华，在上海、福州一代活动，为了培养在中国活动的人才，樽井和平冈浩太郎、中江笃介等人策划在上海成立“东亚学馆”，回国后继续从事政治活动。樽井早在组织“东洋社会党”时，就有了“大东合邦”的思想，据樽井在《大东合邦论》的“凡例”中称，他在入狱前的明治十八年就写好了《大东合邦论》的草稿，入狱时丢失。又经过十多年的思考，到1890年再起草，1893年以《大东合邦论》为题出版，初版本署名“森本藤吉”，是当时他为参加众议院选举而临时改的姓名。该书全部以日本式的、不无生硬的汉语文言写成，樽井自称这是为了使“朝鲜人、支那人皆读之”，声称即使“大东合邦不成，亦必有裨补学理者矣”。1910年该书再版，再版本于初版本稍有添削，但内容基本相同。
江东六十四屯惨案：是1900年7月17日至21日沙皇俄国对居住于江东六十四屯的中国居民进行屠杀的事件，该事件共造成2000多名中国人死亡。江东六十四屯惨案与1900年7月16日发生的海兰泡惨案并称为“庚子俄难”。
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两次大屠杀，共有7000多中国和平居民被杀害。美国历史学家贝弗里奇说：“这一惨案是俄国在远东历史中臭名昭著的丑闻”。日本人石光真清指出，这是黑龙江上有史以来“最大的屠杀，最大的悲剧，最大的罪恶！”俄国人多伊奇认为，“沙俄现在实行的这种惨无人道的做法，只有与中世纪审判异教徒的宗教法庭和西班牙对异教徒、犹太人和摩尔人的迫害才可以相比拟”。列宁说：“他们杀人放火，把村庄烧光，把老百姓驱入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沙皇政府在中国的政策是一种‘犯罪的政策’”。
根据清朝东北地方当局的估计，仅江东六十四屯居民“所遗房产、牲畜、粮食、犁具及资财器物，估计约值五六十万卢布”，另一种估计为三百余万两。此外土地损失为“一百万卢布（每俄亩按十卢布计算）”，总数不少于一百五六十万卢布。加上“海兰泡惨案”的损失，中国居民总共损失约为二百五六十万卢布。
“江东六十四屯惨案”后，中国历代政府同沙俄、苏联政府进行过多次交涉，要求归还这片领土，但由于各种复杂原因的限制，交涉均无结果。现时江东六十四屯属于俄罗斯联邦阿穆尔州管辖。
宫崎滔天（みやざき とうてん1871—1922）本名宫崎寅藏，籍贯簿上则书虎藏，号腾空庵白寅，明治28年前后改别号为白浪庵滔天，世以此号称。毕生支持中国革命事业，是日本“大陆浪人”中少见的“异类”，孙中山的日本好友。一生矢志不渝，心若赤子，为改变东亚的旧秩序倾尽心血。观其所为，不愧侠之大者。叹自其之后东瀛岛国任侠之风不复行于大道矣。“宫崎寅藏者，今之侠客也……放之虬髯，诚有过之。”（孙中山语）1921年最后一次来华，在广州晤见孙中山，1922年12月6日，51岁的宫崎由于肾病和尿毒并发症病逝于日本东京，有《宫崎滔天全集》。在听闻噩耗之后，孙中山痛呼“中国人民失去一良友”。在上海亲自主办追悼会。东京文京区的白山神社院内，孙文与滔天一起亡命中座的的石阶，和表彰孙文的石碑一起被保存。“ 寅藏西池袋私宅今天客厅墙上悬挂的孙中山、黄兴等手书横幅，保存着昔日革命狂飚的信息，从中仍可感受到宫崎寅藏极富传奇的一生。”
梅屋庄吉：（1868--1934）日本长崎人，家庭富裕，崇尚维新，与孙中山一见如故，并承诺“君若举兵，我以财政相助”。孙中山曾在庄吉和服短外褂的背面挥毫写下了“慈母”二字，赞颂梅屋庄吉夫妇像慈母一样不求任何回报地支援中国革命。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梅屋反对日本侵略中国，遭到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种种非难、诋毁，但仍坚持中日友好的主张，上书外相广田弘毅，表示：“实现中日亲善，是我多年的夙愿，也是故友孙中山的遗嘱，终日苦思其实现。”1934年11月15日梅屋庄吉计划赶赴中国进行和平斡旋，因患晚期癌症，晕倒在火车上，23日去世。
山田良政（1868～1900）， 大陆浪人，日本间谍，死于同盟会组织的惠州起义。原名良吉，字子渔，日本青森县弘前人。甲午战争之际，任陆军翻译官。活动于辽东前线，后转往台湾。战争结束时，曾因功获赏，后随海军大尉泷川具和至北京搞间谍活动，结实了一些中小层人物，戊戌政变发生，将王照从北京护送至天津大岛号军舰。1898年德军占领胶州湾后，山田赴山东刺探情报。沙俄占领旅顺后，山田刺探俄军情报，遭俄军逮捕，经日本领事交涉后释放，其后山田将刺探到的德军情报报告日本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