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付景云

1937年6月，杨虎城被迫出国前，在上海与孔从洲进行了一次谈话，他们的共识是——“一个好朋友，胜过千军万马”。
   
初次见到孔从洲将军，是在1955年秋夏之交的我军第一次授衔。其时，他刚从西南军区炮兵调任沈阳高级炮兵学校校长，中将军衔；而我则在沈阳高射炮兵学校政治队就读。他以军委代表的身份，给学校的干部、学员授衔。从此，孔将军的形象便在我的脑海中印记下来。
   
岁月如流水。自那以后，时光不知不觉地便漫过了15个春秋。1970年初，我奉命调军委炮兵政治部工作，而此时的他，已是军委炮兵副司令员了。由于工作关系，我们开始有了更多的交往，对他也有了更多的认识。不过，更为全面深刻的了解，还是毛泽东主席逝世后，他同我的那一次长谈。
   
1976年9月的一天下午，孔将军给我电话，要我到他的住所有一事相谈。晚饭后，我如约来到他家中，他的女儿孔淑静立刻将我引到会客室。还未坐定，他便开门见山地说：“毛主席逝世了，你有时间替我撰写一篇悼文吗？”
     
“可以。”我不假思索地说。因为我知道，孔从洲同毛泽东是儿女亲家。他的儿子孔令华同毛泽东的长女李敏在学校就读时建立友谊后，于1959年8月结为连理。孔将军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便解释说：“对毛泽东同志的悼念，不仅因为他是我的亲家，更重要的是他是中国共产党中央主席，而中国共产党是指引我人生旅途的明灯，我感激中国共产党，感激毛泽东同志，也感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的各位领导人。”我听后，顿然有悟。
   
接着，他深情地讲述了他的身世和他同共产党人的诚挚交往。
   
“1924年我18岁时，由于家境贫寒，来到杨虎城部队当兵。杨先生是较早接受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思想的人。因此，在他的部队里，从一开始便有中国共产党有组织的活动。这种条件，无疑使我有机会接触更多的共产党人，从而，认识共产党，了解共产党，最终加入共产党。”
     
孔将军说，在他1946年率部回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大家庭之前，同中国共产党人有过三次比较大的接触，对他思想的影响，也一次深过一次。
   
首次接触共产党人，是1925年会见魏野畴同志。魏是最早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到西北地区的人，也是西北地区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当时，他正领导着西安人民驱逐北洋军阀走狗吴新田的运动。“一天晚上，我随同几位战友去拜会魏先生”，孔从洲说，“会见中，魏先生以共产党人的睿智和卓识，深入浅出地给我们讲驱逐军阀的道理，讲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思想，讲世界上两种不同性质的军队，勉励我们好好学习，增长才干，努力把杨虎城先生创建的这支部队带成民众欢迎的革命队伍。”魏野畴的一席话，如同茫茫寒夜中的一团烈火，在孔从洲的心灵深处燃烧。
   
两年后，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政变。于是，许多在杨虎城部队中从事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和当时参加阜阳暴动的不少同志，面临着生死危难。为了保证他们的安全，孔从洲遵照杨虎城的指示，一方面派人将身份暴露的共产党员护送到安全地方，一方面给那些虽未暴露身份但面临着危险的同志，发路费、开路条，甚至发给国民党军装，掩护他们转移。蒋介石的倒行逆施，不仅没有吓倒孔从洲，而且更坚定了他跟共产党走的决心。不久，他便先后向魏野畴、南汉辰同志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其时，党组织考虑到他工作的特殊性，劝他暂时留在党外，以利于全局工作。孔从洲愉快地服从了这一决定。
   
当然，最使孔从洲难以忘怀的，莫过于西安事变中的那些惊心动魄的日子了。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为了抗日救亡，“将天捅了个大窟窿”——把时任中华民国的最高统帅、掌握着中国生杀大权的蒋介石抓了起来。其时，孔将军正担任杨虎城属下第十七路军警备二旅旅长兼西安城防司令的要职。事变中，孔从洲根据杨虎城先生的指令，除了负责解除蒋介石派驻西安的宪兵团、保安司令部、公安局、交警总队、军警联合督察处、国民党省党部、省政府等单位的反动武装，抓捕在西安的国民党军、政、警、特要员外，还担负保卫受张、杨两将军邀请来的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安全的使命。这种特殊的使命，使他有机会耳闻目睹中国共产党人为了挽救民族存亡所表现的理念、气度、睿智与豪情。因而，在他的思想上引起了前所未有的震憾，以致终生难忘。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孔从洲所属部队调防陕西泾阳县城。盛夏的秦川大地，正值多雨季节。由于连日滂沱大雨，泾河河水暴涨。一天下午，孔从洲正在河畔遛马，忽见一队人马疾驰而来，走近一看，原来是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叶剑英等领导同志，因去西安开会，路经泾阳被河水阻挡。孔从洲突然见到如许肝胆相照的朋友，一时高兴得不能自已。于是，恳切地邀请他们去自己的旅部，接风洗尘，聆听教诲。然而，周恩来却深思远虑。因为，其时国共两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尚未正式建立，他担心孔从洲因接待共产党人而受到不测，于是，便婉言谢绝。可是，孔从洲他那颗炽热的心，又怎肯让这些曾经春风帐下，耳濡目染的师友过门而不入？急中生智，便请示当时担任陕西省主席的孙蔚如先生。孙先生知道情况后，立即指示要热情接待，保证安全。这样，周恩来等一行才肯在旅部住了下来，而且一住就是三个整天。交往中，周恩来多次同孔从洲亲切交谈，给他讲当时的斗争形势，了解部队的情况，并语重心长地叮嘱他要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搞好内部的团结，紧紧地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学会游击战法等等，使孔从洲铭感肺腑，教益极深。
   
我想，如果说，蒋介石“四一二”政变时，孔从洲保护共产党人的安全，只是出于对共产党的感性认识的话，那么，西安事变之后，他对共产党的认识，已是基于理性了——基于对中国共产党理想、信念的仰慕。正是由于这种思想的底蕴，所以，当1937年6月，杨虎城先生被迫流放国外、孔从洲在上海送别杨先生时，两人才有那样一段令人荡气回肠的对话。
   
杨虎城：“兄弟，我没有给你留下什么东西，但是，我给你交了一个好朋友，北边的好朋友，这比什么东西都宝贵。”孔从洲当然明白，“北边的好朋友”指的是谁，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于是，他也深情地说：“这个好朋友，胜过千军万马！”
     
一个好朋友，胜过千军万马。这是孔从洲将军通过同中国共产党人十几年的交往而得出的结论。这个结论应当说是他发自肺腑的由衷感言。
   
后来，当抗日的烽火燃遍大江南北时，孔从洲所率部队，便紧紧地依靠着这个“好朋友”，浴血奋战，英勇杀敌，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也依靠着这个“好朋友”，挫败了国民党不断对这支部队的瓦解和渗透；同样还依靠着这个“好朋友”，按照革命精神改造和建设着自己的部队。
   
然而，当历史刚刚迈入1946年的门槛，蒋介石已按捺不住要再次挑起内战，并决意肢解由杨虎城创建的这支部队的狼子野心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孔从洲义无反顾，高举红旗，率领着部队，奔向了革命的营垒。只是由于敌强我弱，部队虽经艰苦战斗，却仍被国民党军打散了。他本人也历尽艰险，几经周折，才来到解放区，并受到刘伯承、邓小平等人的亲切接待和中共中央的热烈欢迎。更令孔从洲感动的是，当他宣布起义，国民党到处张贴布告，悬赏捉拿他和他的夫人、子女时，周恩来同志却早已派人到蒋管区接应他们了。此事，虽已越过了30个春秋，可孔从洲忆起这段往事时，仍掩饰不住他内心的激动与感戴。
   
听孔从洲将军坦诚、隽永的谈话，任斗转星移，不知夜已几何！然而，当我步出他的住所时，遥望茫茫天际，已是繁星浩淼，月如流银了。
   
如今，孔从洲将军虽已离我们而去了，但他“一个好朋友，胜过千军万马”的挚言，却一直在我脑海中浮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