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科罗廖夫

第一次访问北京
 
（1954年9月29日—10月16日）
 
在斯大林死后的头几年里，毛泽东对我们是友好和尊重的。我说的“我们”，是指斯大林死后组成的领导班子。
 
1954年，中央委员会和部长会议决定让我率领一个政府代表团访问北京。除了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以外，代表团其他成员有米高扬、什维尔尼克、文化部长福尔采娃、谢列平、《真理报》主编和乌兹別克人民的代表纳斯利金诺娃。
 
我们被安排到中国参加10月1日庆柷中国人民胜利的活动。中国领导人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我们因初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有机会同中国同志进行讨论而感到高兴。
 
我们很多人都遇到了一个适应新习惯的向题。比如，我记得，我们每到一个地方，中国人都要敬茶——茶、茶、茶。只要你坐下来谈话，他们就要在你面前放上一个带盖的茶杯。按照中国的习惯，如果你不立即把茶喝掉， 他们就会把这一杯拿去，再换上一杯——换了又换。最后他们给你一块蒸过的毛巾擦手擦脸。我必须承认，用这种毛巾擦一擦的确会使人感到很清爽。
 
对于这套礼节我们都不习惯，但是出于对主人的尊重，我们都应付着。然而，过了一段时间到底还是受不了了，我便拒绝再喝茶——一来我喝不惯绿茶，二來我喝不了那么多饮料。
 
布尔加宁倒是按照主人的意愿做了，结果闹了失眠症。医生给他检查的时候问他：“您是不是一直在喝绿茶？”
 
“是的。”
 
“喝了多少？”
 
“很多。”
 
“如果您继续喝那么多的茶，失眠就会更严重了。您要么减少喝茶量，要么干脆别喝了。茶里面含有少量毒素，使你睡不好觉。”
 
布尔加宁听取了医生的意见，后来他对我说他睡眠又恢复了正常。
 
在我们同中国人的会谈中，我们主要关心的是保护苏联、保护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保护中国的问题。为了保持我们自己的防卫态势，我们必须为伟大的中国人民发展其工业作出贡献，因此我们作了一些安排，增加了对中国的经济援助。我们同意给中国人派遣军事专家，给他们运去了大炮、机关枪和其他武器，以加强中国，从而也就是加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总之，只要我们的物质条件允许，我们就尽可能满足中国人的要求。我们必须一致努力去对付共同的敌人。我们的敌人日本虽然已被打败，但仍是潜在的威胁。而现在，一个大得多的威胁则 来自美国，它已经在紧靠中国的南朝鲜发动了战争。
 
我们还努力使我们的关系回到友好、平等的基础上来。我们就签定旅顺港协议举行了正式会谈。在这件事情上我和中国同志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他们说旅顺港是中国领土，我们只有在对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有利的情况下才能在那里保持军队，这是绝对正确的。为了改建旅顺港的防御工事、用最新式武器装备这个军港并在那儿维持一支相当规模的驻军，我们已经花了很多钱。我们在大连也有驻军。
 
我们说我们想从旅顺港和大连撤走军队，除了刚刚安装的十分昂贵的海岸炮群以外，把我们在那儿的一切设施全都移交给中国。毛回答说，他认为我们在这个时候从旅顺港和大连撤走是不合适的。他怕美国可能会利用这一行动向中国进攻。
 
我说：“毛同志，我们怀疑美国会做出那样的事情来。当然，我们不能向你们担保，因为美国刚刚结束它在朝鲜的侵略战争，而且现在还在推行侵略政策。不过，如果我们的部队从旅顺港撤走的话，这些部队还会驻扎在离那里不远的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所以，假如你们遭到进攻，我们可以前来救援。”
 
又经过一番协商，毛同意了，说：“如果你们认为现在撤走合适，我们就不阻拦了。”
 
双方就一项有关撤走苏军的新协定草案取得了一致意见。
 
后来过了一些时候，周恩来问我们：“你们看把你们的大炮留在旅顺港怎么样？”
 
假如中国人愿意为这些大炮付钱，我们倒是愿意助人为乐的，可是周要求我们免费交给他们。
 
我说：“周同志，请体谅我们的难处。我们还没有从可怕的毁灭性战争中恢复过来。我们的经济一团糟，人民很穷。我们乐于以低价把这些大炮卖给你们，但我们确实无力无偿地送给你们。请设身处地为我们想想吧，不要再坚持你们的条件了。”这件事就谈到这个地步，中国人没有再提起过它。
 
我们取消了两国间的联合机构以及有关的各项协定。我们放弃了对满洲中苏铁路的权益。我记不得这条铁路就是这样移交给他们的呢，还是廉价卖给他们的，反正中国人接过了这条铁路的管理权。我相信我们这么决定是正确的。如果你不想制造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冲突，你就不应该在他们的领土上保留自己的设施。
 
中国人又提出了另一个问题。他们说，通过乌兰巴托连结苏联和中国的那条铁路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我不能理解，既然这条铁路对我们非常有用，为什么对他们就没有好处。从前，我们必须通过远东运输货物，有了乌兰巴托这条铁路后，路程大为缩短，莫斯科和北京直接连结起来了。然而，中囯人说，他们想要的是另一条铁路，它在阿拉木图附近跨过两国边界，然后穿过中国矿藏丰富的地区。
 
我们说，如果中国人修建这条铁路位于他们境内的那一段的话，我们愿意承建我们境内的这一段。我们这一段路程较短，条件也好。此外，我们的工人在训练和设备方面比中国工人强，因此完成我们这一段根本不费什么事。然而，中国人很快就认识到，修建他们那一段是件很棘手的事——他们根本就干不了！于是，周恩来就来找我们了。中国人总是派周来向我们提出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一来因为他是总理，二来因为他是个外交老手。
 
周说：“我们请你们承建我围境内的某些路段，你看怎么样？”——不用说，费用也要由我们出。
 
这就把整个事情都改变了。对于这样一个建议我们毫无思想准备。我们不知道这要花多少钱，但是我们肯定这是一笔相当昂贵的人情。我们从地图上可以看出，要架很多桥，凿很多洞——这一切都是要花很多钱的。
 
拒绝朋友这个不愉快的任务落到了我的身上。我对周恩来说：“非常遗憾，周同志，我们实在不能承建你们国内的那一段铁路。我们自己的经济问题太多了，实在承担不起这个任务。”
 
这件事就这样作罢了。但是，我们拒绝中国的要求这一决定，就象在双方关系的天平上又加上了一块石头，使天平进一步朝着不利于友好的一侧倾斜。我知道，金钱不应该妨碍友谊——但友谊是一回事，职责又是一回事。只要每个政府的首要职责是为自己的人民服务，这种令人扫兴的事情在一个国家同另一个国家的关系中就常常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正象我说的，这件事加剧了苏中两国之间正在形成的紧张关系。
 
我们也要向中国人提出一个建议。我们想帮助他们解决严重的失业问题。那时，我们的部长们认为我们的西伯利亚缺少劳动力（当时我们还没有认识到我们的劳动力并未得到有效利用，我们应该从俄罗斯的欧洲部分吸引一部分工人去开发西伯利亚的宝藏）。我们建议中国派100多万名工人到西伯利亚来帮助我们开发这里巨大的森林资源。
 
毛对我们建议的答复很有他的特色——也预示着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他可真是知道该怎么来羞辱我们。首先，你得想象一下毛这个人的样子。他行动起来沉着缓慢，左摇右摆，他盯你很长一段时间，然后低下眼皮，开始用一种文静的、不受拘束的声音同你说话：“赫鲁晓夫同志，你知道，多少年以来很多人认为中国是一个不发达国家，人口过剩，失业普遍，因而是一个很好的廉价劳动力来源。但是你知道，我们中国人认为这种看法是很侮辱人的。现在你也这么看，这就使我们很为难了。如果我们采纳你们的建议，别人就会对苏中两国关系得出错误的看法。他们会以为苏联对中国的看法同资本主义西方是一样的。”
 
显然，毛想使我们对于所提的问题感到遗憾。我们听他这样说话心里很不愉快，尤其是他竟把我们同资本家相提并论。我们毕竟没有绕着圈子说话。我们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一个我们衷心认为符合中国人利益的建议， 因为这样可以帮助他们解决一部分人的吃饭问题。
 
根据我同我们同志商量的结果，由我代表苏联代表团进行这些谈活。所以，在下一次会谈中我说毛同志， 我们当然不想给你们制造困难，我们当然不坚持我们的建议。如果你们觉得这个建议会损害中国的民族自尊心，那就当作我们没有提过，务请不要放在心上。我们用自己的工人也行。”
 
会谈以后，我们到外地去转了一圈，访问了哈尔滨和沈阳，然后又回到北京。这时，中国的代表们又扯起在西伯利亚使用中国劳动力的事情。我们的同志回答说，毛反对这个想法。后来，这些中国同志带回一个正式口信，大意是说，毛现在愿意接受我们原来的建议，愿意帮我们的忙。
 
我们为自己提出了这个主意而感到遗憾，可是因为是我们首先提出来的，现在既然中国方面同意了，我们就不大好声明取消了。要不然，我们还得向中国人解释为什么我们改变了想法，而这样一来又会产生“伤害之外又加侮辱”的后果。
 
所以，我们只好勉强同意签订一个协定，让第一批（约2万名）中国工人到西伯利亚来做工。在这批工人工作期满时，我们有意避而不提新协定的谈判问题。然而，中国人自己却开始逼我们吸收更多的工人到西伯利亚来，尽管毛说过他讨厌人们把中国当作廉价劳动力来 源。
 
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不让我们多派一些人去呢？不要不好意思嘛，我们是很乐意帮你们忙的。”
 
在后来同毛的一次会谈中，我向毛道了歉，说我们过去对进口劳动力的需要估计过头了。我这样做，是为了确保中国人在西伯利亚做工的合同期满后不再继续延长。这样，才把这些工人打发了回去。
 
中国人打的是什么主意呢？我跟你说，他们想兵不血刃就占有西伯利亚。他们想渗入并接管西伯利亚的经济。他们想确保在西伯利亚定居的中国人多过住在那里的俄罗斯人和其他苏联人。简言之，他们要把西伯利亚变成中国人的而不是俄国人的。好个如意算盘，可惜并未奏效。
 

第二次访问北京
 
（1958年7月31日—8月3日）
 
我们刚开始生产内燃机潜艇和核动力潜艇的时候，我们的海军就向我们提出建议，要求中国政府允许我们在中国建立一个无线电台，以便我们能同在太平洋活动的苏联潜艇舰队保持通讯联络。我们在领导班子内部讨论了这件事，决定向中国政府正式提出建议。我们认为这个想法对我们自己和对中国都是同样有利的。我们和中国人毕竟有着保卫社会主义国家、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目标。
 
此外，我们已经答应了毛的要求，愿意帮助他建造潜艇。我记得我们已经把设计图纸交给了中国人，还派出了专家帮助他们选择建造潜艇的地点。因此，当我们提出要在他们领土上建立无线电台的时候，我们满以为中国人是会给予合作的。
 
结果呢，中国人就是不合作。他们的反应既愤怒又激烈。当我们驻北京的大使尤金向中国领导人提出这个建议的时候，毛叫嚷了起来，说你们怎么敢提出这样的建议！这种建议是对我们民族尊严和主权的侮辱！”尤金向中央委员会发来了一封吓人的电报，描述了毛的愤怒的反应。
 
我们领导班子讨论了这件事，根据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指示，决定由我乘飞机到中国去一趟。由于我们是去讨论军事方面的事情，陪同我去的有马利诺夫斯基，还有库兹涅佐夫。这是一次秘密访问，我们微服而行。我们要求中国同志接待我们，他们同意了。
 
在机场迎接我们的有毛、陈毅和另一个人。他们安排我们住在北京某地的一个寓所，但我们大部分时间是在一个游泳池旁度过的，游泳池边上有一个凉棚。当然，在游泳池里我不是毛的对手——谁都知道他游泳的速度和距离都创造了世界纪录。我是个蹩脚的游泳员，在游泳 方面我甘拜毛的下风。然而，我们要谈的问题同游泳毫不相干。我们躺在浴巾上面晒太阳，就象海豹躺在温暖的沙滩上一样。我们就政治问题进行了一些非正式的讨论。
 
关于我们要求建立无线电台的事，我向毛道歉说，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要侵犯中国的主权，干涉中国的内政，影响中国的经济，或者伤富它的民族尊严。
 
作为回答，毛提出了一个反建议：“给我们必要的贷款，我们自己来建这个电台。”
 
“很好，”我说，“这是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我们会把图纸、设备和技术顾问都给你们送来，还会给你们所需要的贷款。”
 
“行，”毛说，“我们同意。”
 
这个问题就谈了这么多。另外还有一件事。我们的海军希望中国沿海港口能为我们的潜水艇加油并让艇上人员上岸休假。当我向毛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他又斩钉截铁地尚场拒绝了。
 
“毛同志”，我说，“我们简直不能理解你。我们使用你们的港口，这对你我双方都是有利的嘛。”
 
“话不能这么说。”他回答说，“我们正在建设自己的潜艇舰队。如杲苏联潜艇可以进出我国港口，那不成了侵犯我国主权了吗？”
 
“好吧。那么也许你会同意一种互惠的安排：我们有权使用你们的太平洋港口，作为交换条件，你们可以在苏联的北冰洋沿岸建立潜水艇基地。你看怎么样？”
 
“不行，”毛说，“也不能同意。每个国家的武装部队只应驻扎往自己本国领土上，而不应驻扎到任何别的国家中去。”
 
“那好，我们不坚持原来的建议了。我们就用自己现有的设施凑合好了，用我们自己在远东的港口作为太平洋潜艇舰队的基地。”
 
对于毛的回答我不能反对得太强烈了。我们当时提出要在中国建立潜艇基地这件事，也许做得急了点。他显然猜疑我们企图为将来的入侵活动取得立足点。
 
一般来说，我反对要求一个国家放弃任何领上主权，除非出现了具体的战争威胁——就是在那种情况下，我想各国也只有在互惠的基础上才能让出主权。
 
至于无线电台的事，最终也是毫无结果。中国人背弃了协议，没有建立无线电台。后来我们发射了卫里，找到了同潜水艇保持无线电联络的更好的途径。
 
尽管毛偶尔粗暴地发作一下，我们的那次谈话总的来说是平静而友好的。不过，关干另一次战争的可能性问题，他发表了一些令人费解的观点。我从他一年前在莫斯科的讲话中，已经熟悉了他的某些想法，但是在北京游泳池旁的谈话中，他比我过去所听到的走得更远了。
 
“让我们来想象一下未来的战争，”他开始说。他讲起话来跟斯大林一样，斯大林也喜欢提出这种假设性的问题。“美国有多少个师呢？我们知道美国的人口有多少，所以可以算出他们把壮丁招募起来能够动员多少个师。”然后他提到英国、法国等其他一些资本主义国家。 然后又接着说：“那么，我们能够动员多少个师呢？想一想中国、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人口，你就会知道我是什么意思了。”
 
他笑眯眯地看着我，好象在说：“你瞧，力量的对比对我们是多么有利？”
 
他的这种思想方法实在使我太吃惊、太迷惑不解了，我简直无法同他争辩。在我听来，他的这些话好象是娃娃讲的。象他这样一个人怎么会这样考虑问题呢？从这一点来看，他又怎么能爬上了这样重要的职位呢？
 
“毛同志，”我说，“你的算法有一个根本错误。自从苏沃洛夫那个时代以来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现代的士兵再也不是按‘子弹是傻瓜，刺刀才是可靠的朋友’这一格言过日子了。同样道理，现在的战斗既不靠刺刀贏得，也不靠子弹贏得。就连苏沃洛夫也常常说，一支训练 有素、装备齐全的部队能够打败数量上比它多的敌人。在他那个时代，武器就是剑和炮。随着机关枪的发明，战争性质就起了变化。几个机关枪手能象农夫用镰刀割草一样扫射倒大批步兵。现在则进一步发展到了导弹和核弹时代，一方或另一方拥有的师的数目对于战役的结果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影响。一枚氢弹可以把整师整师的人变成一堆熟肉。一枚氢弹的毁灭范围是非常大的。” 毛的唯一的回答是，他是打游击起家的，他只习惯于步枪与刺刀起关键作用的战斗（在那些战斗中步枪与刺刀比机关枪多，更不用说比炸弹多了）。他虽然是象中国这样一个伟大国家的领袖，可是他发表的那些见解和自鸣得意的判断却陈腐得不堪设想。
 
后来，当我向我们的领导班予介绍我同毛的谈话内容时，大家都对毛的讲话感到莫名其妙，没有一个人支持他的观点。我们都不理解我们的盟友——一个我们已经觉察到想当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人——在战争问题上怎么会持如此幼稚的观点。
 
毛这个人给我们提供了大量值得思考的材料。
 
 
第三次访问北京
 
（1959年9月30日—10月3日）
 
后面讲到中国和印度的战争时，我将说明毛是如何企图用命令的方式迫使苏联接受一种与我们当时所持的马列主义正确立场相矛盾的对外政策的。他抱着某种病态的幻想挑起了这场战争，还想把我们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拉进这场冲突，以便把他的意志强加给我们。
 
必须承认，1959年中印之间爆发了战争以后，对于飞往北京我是丝毫不抱热情的。我知道中国人会按照礼节来安排对我的正式欢迎，但我并不期望他们会象1954年我第一次访问北京时那样以兄弟般的好意来迎接我。由于我们同中国的关系，这种热情已不复存在，它已被冷遇所代替，而这种冷遇，我一到北京就感觉到了。
 
对于气氛的改变，我是有所准备的，因为我一直在注意中国的报刊在对我们说些什么。我也知道中国人是如何对待我们派去帮助他们建设新的工厂和企业的专家、科学家、医生、工程师和顾问的；这些工厂和企业是用我们的贷款建设的。中国人想方设法使我们在那里的人丢 脸。他们不仅不感谢我们的帮助，相反，却讨厌我们的专家呆在中国，还抱怨我们给他们的机器不好。换句话说，不管是什么，只要是苏联的，他们就要加以诽谤。
 
与此同时，在苏联留学的中国学生开始在我们的学校中散发反苏传单。后来，他们还在我们的大街上和广场上组织反苏游行。他们甚至在回国途中在我们的火车上向我们示威。
 
我特别记得一件事，这件事发生在靠近蒙古的一个火车站上。我简直找不到什么体面的话来形容中国学生的所作所为。他们脱掉裤子在站台上胡闹——就在火车站上。他们还是所谓“文明的”人，而实际上不过是一群下流坯。他们不能借口说不知道怎样才能使自己的行为端正一些。他们完全知道自己在干些什么——虽然鬼才晓得他们想要说明些什么。
 
闭眼不看这种事情是不可能的。过了一段时间，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我们不得不把那些不守规矩的中国学生送回中国。
 
再说在中国发生的事情。我们在那里的顾问，他们的生活条件变得简直令人无法容忍。一帮一帮喝醉酒的中国人开始辱骂起他们来了。他们骂我们是“太上皇”。我们对这个字眼非常熟悉，它曾经是我们自己某个发展阶段中出现的一个常常用来侮辱（外国）人的词。但是，中国人重复我们所犯过的这种愚蠢的错误则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我们在中国的专家开始向我们报告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他们下班回到公寓或者旅馆以后，常常发现自己的皮箱底朝天地搁着，屋子已经被人彻底搜查过了。这些事件也并不是孤立发生的，而是经常不断在发生。天知道中国人想通过搜查我们工作人员的房间发现些什么。也许想找出反华的印刷品？我们从未想过要印制这类东西。在苏联，根本不存在“反华印刷品”一类的东西。
 
所以，这些就是我们得到的报答。我们帮肋中国人建立了整座整座的工厂，以2%至2.5%的低利（约为资本主义世界利率的1/3）贷款给他们，派遣了第一流的专家去帮助他们发展工业，而我们得到的报答竟是这样！
 
我们终于面临着这样的问题：怎么办？我们不能只是袖手旁观，让我们某些最好的专家（他们是在我们自己的农业和工业部门中培养出来的）在给了人家帮助之后什么也没有得到，反而在那里受折磨。最后，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好从中国召回我们的顾问。
 
我们一撤回这些专家，中国人就开始在我们背后、在他们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人谈话时诬蔑我们，说我们毫无道理地撤销了对他们的援肋。他们玩弄这套造谣中伤的把戏，其手段之高明真是非中国人莫及！
 
我希望阅读我这本回忆录的人会明白，我这里所说的“中国人”并不是指中国人民，中国人民总的来说是友好而勤劳的。我也不是指中国共产党的基层党员。我指的是毛泽东及其同伙，他们掀起了一场诬蔑苏眹领导、苏联国家和苏联整个制度的广泛的运动。
 
中国人除了给我们脸上抹黑以外，还开始虐待我们的（外国）同志。我这里特別想到的是中国与北越之间的冲突，这些冲突导致了中国从越南撤回其专家和工人。
 
从大的方面来说，毛在中印冲突期间的行动仅仅是一个例子，说明他是如何有组织地掀起一场运动以攻击和破坏我们为了促进和平共处事业而作出的努力的。在兄弟党会议上，中国人尽一切努力来破坏我们的立场；有些国家支持争取和平的斗争，中国人就给它们的代表制造麻烦。我们每提出一项建议，毛及其周围的人就要出来反对，提出反建议。他们说通过国际组织争取和平的做法违背了真正的列宁主义原则，这样做会导致和平主义，削弱并解除人们的革命本能。他们认为，为了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必须进行更加积极的革命斗争。
 
令人欣慰的是，尽管中国企图转变世界舆论，使之不利于争取和平共处的运动，但这个运动仍在继续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