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自强

    看到一些文史部门、新闻媒体征集老照片的故事，回首往事，心潮澎湃，浮想联翩，草成此文，附照片五张，以飨读者。也给青少年们讲述一下年轻一代鲜为人知的故事，望他们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第一张照片，拍摄于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春。

    这是祖父张金全（1892.8—1976.11）。我的老家在岐山县五丈原镇五星村。解放前是一户典型的自耕农（土改时定为上中农）。全家有16亩地，18口人，一头牛。当时父亲辈弟兄三人，还有两个姑姑。祖父幼年上过私塾，熟知《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玉匣经》等，粗通《四书》、《五经》，爱好秦腔戏，在我村江湖班子（相当于现在的自乐班）中座鼓，当领班，乡亲们称他为“江湖会会长”。
    抗战爆发后，国家危在旦夕，民不聊生。当时我的大伯父农忙时务农，农闲时做点小生意。二伯父在家与祖父务农，父亲上学，是个“小康之家”。全家盼望我的父亲能有出息。父亲高小毕业准备上中学时，正值抗日战争中期，就上了当时的军校“战干团”。后来担任国民革命军中尉连指导员，走上了抗日前线。在对日作战中受伤，回到家乡。八年抗战期间，我村的江湖会没有活动，祖父也没照过相。抗战胜利后的春节期间，江湖会恢复活动，活跃本村民间文化生活。翌年春季，我村举办诸葛亮庙会（因在五丈原下的五星村举办，古时称“五星会”）。当时祖父也有了长孙（我的大哥），心情高兴，就邀请照相师傅来家，拍摄了这张照片。这张照片在五十年代中期以前，我们几家都悬挂。后来由于政治运动接连不断，我的父辈惨遭厄运，几家人都将照片烧毁。只有祖父将自己保存的密藏，才使我们今天有幸看到。

第二张照片，拍摄于民国三十一年（1943年）春

    这是我父亲张潼（1921.3——1992.8）担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七军暂编26师中尉连指导员时照的。解放前，岐山县渭河以南没有高小。那时孩子入学都晚，我父亲13岁上初小，上高小时已17岁，到毕业时已经19岁。父亲曾是岐山县第二高等小学（地处南坡寺，又称“南坡寺高小”。当时岐山县两所高等小学，县城为第一高等小学。）的优等生，受过岐山县国民政府教育科的奖励。本来要上中学，正值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在西安举办了“战时干部训练第四团”（简称“战干团”），当时又称“黄埔军校西安第七分校”。父亲弟兄三人，也有壮丁义务（即服兵役）。因而，就上了“战干团”。“战干团”本来招收初中生，父亲学历不够，由于学业优秀，受过县政府教育科奖励，破例招收。据父亲后来讲，当时招收的初中生是两年制。像他这样的高小生也不少，延长学制半年，变成两年半。其中开始半年给他们补修初中课程，主要学习与战争有关的数、理、化知识，因为到战场要用。
    毕业时，全体学员集体加入国民党，并举行宣誓仪式。当时担任国民党中央“总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兼任黄埔军校校长、“战干团”团长）出席毕业典礼并讲话，给每个人配发了一把“中正剑”。剑鞘刻有“不成功•便成仁”、“蒋中正赠”字样。据说当时在抗战时期，国民党扩编的部队组成人员很杂，很多军事主官骄横跋扈，办事随心所欲。“战干团”毕业到部队大多数都担任政治主官，以牵制、监督军事主官。若发现军事主官有违纪行为，规劝时可持“中正剑”令之；如规劝无效，可“先斩后奏”，取而代之。如果自己感觉言行有愧于党国，或者在战场被俘后，即自刎而亡，“杀身成仁”。
    父亲在“战干团”毕业后，身挎“中正剑”、肩扛“十字带”，担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七军暂编26师中尉连指导员，满怀保家卫国之志，走上了抗日前线。在对日作战中英勇杀敌，身负重伤，战后回家治疗。伤愈后抗战已结束，再没回部队。由当时岐山县国民政府安置，在地方先后担任乡公所户籍干事、国民小学校长（当时农村有“私学”、“公学”之分，“私学”又称“私塾”，为私人办学；“公学”又称“保学”，为国民政府投资办学。）。曾兼任过国民党保分部书记（相当于村支部书记。但当时由于保长大多数没有文化。国民党保分部书记一般都由当地的国民小学校长兼任，只挂虚名，保长拿实权）。这张照片跟随父亲，“中正剑”作为父亲从军的贵重纪念品，则被祖父严加保管。解放前夕，照片被细心的母亲密藏，“中正剑”则被祖父砸碎，抛于渭河之中。

    第三张照片，拍摄于1956年3月16日

    我的父亲在1948年下半年，就已经秘密参与地下党的活动。1949年夏季，岐山第三次解放时，曾与白昭（五丈原镇五丈原村人，宝鸡市技术监督局离休干部）一起，接收国民政府武侯乡公所（据《中共岐山历史》记载，当时武侯乡公所所长张元杰已被地下党做通工作，武侯乡和平解放。）。成立武侯区人民政府，白昭任区长，我父亲担任区文书兼财粮干事（会计）。后来组织上考虑我父亲有历史问题，不宜干行政，又安排回到学校，担任小学校长。这张照片是1956年3月，父亲（坐着左一）任岐山县处士乡中心小学校长时，由于乡政府机构变化，干部分别时合影留念。原是黑白照，被爱好美术的父亲染了色彩。这也是他工作的最后照片，一直珍藏着。
    1957年9月，在“审干”运动中，父亲因为有历史问题，被辞退回乡劳动。当时也没受政治处分，被定为“候补社员”。刚回村，还担任村里的扫盲教员，给村里冬季夜校代课，为村内书写大型标语。但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大跃进”年代（1958年秋），父亲因不会“拌稻子”（这是稻田区农村一种技术活），拒绝队干部派的活。队干部批评父亲“偷奸耍滑”、“逃避重活”，父亲据理力争。后遭到队干部辱骂、殴打。父亲仍不甘心认输。找大队干部讲理，竟被大队告到周至县人民法院首善人民法庭（即眉县人民法院。当时实行“大县制”，岐山县、眉县撤销，岐山县渭河以北划归凤翔县，渭河以南及眉县划归周至县，渭河南面的五丈原等四个公社划归周至县首善公社）。父亲被周至县人民法院首善人民法庭以“拒绝劳动改造”、“破坏人民公社”罪名判处管制三年。三年期满，又被大队干部决定延长三年。六年后撤销管制，“选民证”刚拿到手中还没捂热，“社教”、“文革”相继开始，又作为“残渣余孽”常挨批斗。“文革”中，这张照片被红卫兵抄家时，要以“四旧”没收。当时，我大哥在大队“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来人中因有我大哥在宣传队的领导带领，经委婉周旋后，才免遭厄运。后被我大哥从相框中取出，让我母亲细心保留，今天才可看到。
    从“社教”到“文革”，我的父亲作为“历史反革命”一直被批斗，整个家族受连累。我的大伯父因经过商，为人处事精明尖刻，爱出风头，也被当作“坏分子”批斗。我的二伯父，忠厚、勤劳，庄稼行内高手，力大过人，干活时一人能干两人活，人称“关金”（当时货币有“关金劵”，一元可抵二元。）。但在为队里赶大车时，发生一次事故，队里竟将全部损失让他与另一人（家庭为富农）个人全部承担，年终决算扣除了相当于每人半年的劳动价值。二伯父因此而病，含冤去世（时年53岁）。“民主补课”时，大队曾试图将我家升为“富农”，后来上级未批。两伯父家的孩子，因不懂过去的历史，都迁怒于我父亲，造成家庭之间关系恶化，长期闹矛盾。

    第四张照片，拍摄于1979年3月

    我作为“历史反革命”的“狗崽子”，出生就遭厄运。刚刚一岁多，母亲作为“历史反革命”家属，被编到“学好队”劳动改造。年轻人想像不到：一个小脚女人，到石头河抱石头，搬往十里之遥的地方，修西宝南线路基；到居家二十多里的秦岭脚下——曹家公社甘秦大队修水库。可怜我的祖母，一把眼泪、一口糊汤和在一起喂我，我才没被饿死。
    但是，在后来的人生旅途中，总也有好人呵护。在我上小学时，正值“文革”开始，启蒙老师凤胤（曾任岐山县纪委副书记、监察局局长）、李峰青（曾任岐山制药厂工会主席）。他们没有因我是“黑五类”子女而歧视我。教我学习知识，给我生活信心，使我养成了良好的品德。尽管当时我的左臂上没有“红袖章”，但语文、算术课的百分卷，使老师常常在学生们面前赞扬我，令我还有些欣慰。初中时的赵文远（后曾任蔡家坡高中副校长，已去世）、雒根申老师，他们从严治教，不论出身，使我在初中阶段屡屡得奖，我才感觉到了知识的力量，看到了生活的希望。一九七二年冬，教育“回潮”，我以高分考入岐山县高店高级中学。在高中阶段，值得怀念的是高志明（曾获国家级优秀教师荣誉，已去世）、孙宏统（曾任蔡家坡高中校长）、唐周俊（曾任岐山化肥厂厂长、获宝鸡市劳动模范）、王智林（已去世）老师。他们不但教我知识，还给我做人的信念和尊严。两年间，我因学习成绩优异、表现突出，多次获“三好学生”荣誉，任班学习委员、学校灶委会委员（当时无学生会，学校灶委会相当于学生会组织，主要维护学生利益）。为了解决我的入团问题，从高一开始，历时两年（当时高中为两年制），后经团县委研究，报经县委常委会研究同意才通过。到毕业前，我才以“可教子女”的身份、加入了共青团组织。
    在我的工作生涯中，值得我最尊敬和怀念的是彭谦（后曾任陕西省水利厅厅长、省人大农业与农村工作委员会主任，已去世），还有我的同学赵三忍（照片后排右二，已去世）。当时，我因父亲的历史问题没有平反，其他初中毕业生都可以进学校当民教、在大小队当会计。而我只能在广阔天地学愚公、治渭改滩搞农建、公社农场种大田。因自己高中毕业，有写作特长，既做技术员又当政工员（通讯员），边干活边写通讯报道、办专栏，雨天开会、学习时给大家读报刊。
    1977年冬季，恢复高考，我以高分初选。但因父亲的历史问题而又被“政审”掉。彭谦当时在五丈原公社任主管农业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常驻工地。农田基建大会战时办广播室要一名编辑，赵三忍当时是公社农场会计、团支部书记、大会战指挥部政工组组长。将我（当时任公社农场农技员、团支部副书记）调到广播室。我既当编辑，又下各营（即各大队民兵营，当时是军事编制）采访。广播节目、宣传栏办得有声有色，引起彭谦注意。后来调我到五丈原公社农技站，开始进入机关工作。
    这张照片是我1979年3月参加公社团代会的留念（当时我还属于公社农场的团代表），我胸前还挂着团徽（后排坐着右一）。当时刚进入公社机关，这也可以说是我进入“政界”的第一张照片。后排左二为时任五丈原公社团委书记赵月勤（后曾任岐山县司法局局长、县委政法委副书记）。
    参加工作以后，为了适应工作需要，我坚持刻苦自学，先后参加了中央电大、中共陕西省委党校学习，取得了大专、本科学历。这些“圆梦”行动，为后来的工作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先后任公社农技员、农经专干，县委农工部副主任科员、县委政策研究员，乡镇副乡镇长、副书记、纪委书记，县委党校副校长等职。主编的《中共岐山历史（第一卷）》，获陕西省党史研究优秀成果奖、宝鸡市十二届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个人出版专著《黄土地上的轨迹》一部，20多万字，获宝鸡市第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我曾荣获全国自学成才优秀人物荣誉称号。

第五张照片，拍摄摄于1981年5月2日

    当时我已参加工作近三年，但是，父亲的历史问题没有彻底平反，犹如一块石头，仍然压在我的心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父亲的多次申诉、催促下，1979年冬季，眉县人民法院对当年的错误审判作了改判，宣告我的父亲无罪。只是将我的父亲通知到眉县人民法院，给了一张纸——“判决书”，就算落实了政策。我的父亲老泪纵横，双腿跪地，恳求他们来岐山县五丈原公社五星大队宣布改判决定。眉县人民法院以工作忙、人力紧、没经费等为由拒绝。在我的父亲再三恳求下，法院才给五星大队写了一份便函，让大队宣布。后来，五丈原公社五星大队在一次演电影之前，由会计宣读了改判书。
    关于父亲的公职问题，我的父亲、我与大姐曾向岐山县有关方面多次申诉，没有解决。1981年“五一”节期间，我冒险上访。与一位表兄，星夜赶往西安，找到在省级机关工作的表弟，递上“申诉书”。他看后说很有希望纠正，答应转交省委领导。看到父亲的历史问题有望解决，我如释重负。这也是我第一次去西安，回来前在钟楼下照相留念。后来父亲历史问题彻底平反，恢复公职。虽没经济补偿（未补发工资），但在政治上获得了退休教师身份，才使我们子女感到不再受牵连，父亲也含笑九泉。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父亲深受迫害。无休止的批斗、游街，无期限的劳动改造（干活不计工；白天地里劳动，晚上民兵监视着挖地道；无偿的看守工地、场间、打扫村内卫生），残酷的体力惩罚和难堪的精神侮辱，导致身体状况、精神状态极差，心力憔悴。后来虽然彻底平反，恢复公职，享受退休教师待遇，但思想上非常压抑、抑郁，身患多种疾病，久治不愈，1992年8月逝世，去世时仅71岁。
    这五张照片，每一张都是沉甸甸的历史，记录着我家祖孙三代人生的坎坷经历。我常常翻出来，与孩子们一起看看，给他（她）们讲述老照片的故事，进行忆苦思甜。让他（她）们不忘昨天，珍惜今天，激励他（她）们努力奋斗，创造辉煌的明天。

作者简介：张自强同志系中共陕西省岐山县委党校原副校长、国家注册高级策划师，中国管理科学院特邀研究员、中国区域经济研究院特邀研究员、中国经济发展办公室特邀调研员，陕西省党史学会会员、经济学会会员、楹联学会会员，宝鸡市国学研究会理事、周秦文化研究会会员、炎帝研究会会员，岐山县政协文史研究员、岐山周文化研究会理事、岐山楹联诗词学会理事。曾荣获全国自学成才优秀人物荣誉称号。在地市级以上报刊发表论文、调研报告130多篇，100多万字，获优秀调研成果奖、学术论文奖40多次。出版专著《黄土地上的轨迹》一部，20多万字，获宝鸡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主编《中共岐山历史（第一卷）》，获陕西省党史研究优秀成果奖、宝鸡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主编《岐山县农村工作志》，参与编写《岐山县志》。现在退居二线，被宝鸡市中级人民法院聘请，编写《宝鸡市法院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