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历史记载和历代名家的评价，我认为可以用以下9句话36个字来确定召公姬奭的历史文化定位。
这就是：
政治明星 道德楷模 治国精英 外交奇才
廉政鼻祖 天才诗人 人民福星 百岁寿星 奠基北京
其一、政治明星。
从古到今，大名鼎鼎、为人称道的政治明星其实并不是很多。这些人，在搞政治的人中，可能连万分之一的比例都达不到。而召公就是这凤毛麟角的伟大政治家中的一员，这实在是了不起的。一代伟人毛泽东说过：“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现在我们要说：数政治明星，必有召公。有人说，召公辅佐了三代君王，我认为应该是四代。文王、武王、成王、康王。这里为什么要加上文王。召公是文王的庶子，按照常识推断，可能比父亲小30岁左右。《礼记 文王世子》记载：“文王九十七而终。”就是说文王活了97岁，那么就是说文王60多岁的时候，召公就已经30多岁了。以召公这样德才兼备、出类拔萃的贤才，肯定从30岁左右就开始帮助父亲处理国家大事了。那么由此可以推断，召公至少辅佐其父文王三四十年。后来又持续辅佐武王和侄儿成王以及侄孙康王，是历史上罕见的四朝元老，是数一数二的政治明星。后来，成王临终时，恐怕太子钊不能胜任，就命召公率领诸侯辅佐，而后立钊为王。成王去世后，召公率诸侯与太子见于先王庙中，告诫他先祖成就王业不易，一定要勤政为民，专志诚信，节俭廉洁，不可有过高的欲望。结果康王继位后，向诸侯宣告先王之德，遵先辈所行，清正廉明，励精图治，成为一代明君，这显然与召公的辅佐分不开。
其二，道德楷模。
召公终其一生，一贯勤政廉政。这是众所周知，举世公认的。而召公对君王对国家忠心耿耿，尽心辅佐，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也是历史的事实。在这里仅举一例，足以说明这一点。那就是，召公由于忠心不二，曾对大圣人周公也产生过怀疑。司马迁在《史记 燕召公世家》中就有以下记载：
“在周成王的时候，召公位居三公：自陕地以西，由召公主管；自陕地以东，由周公主管。当时成王还很幼小，周公代他主持朝政，执掌国家大权，俨然同天子一样。召公怀疑周公的作为，周公就写《君奭》一文进行表白。召公仍然对周公很不满。周公于是称扬殷商时的有关史实说：“商汤时有伊尹，功德感通了上天；在太戊时，就有像伊陟（zhì）、臣扈（hù）那样的人，功德感通了上帝，并有巫咸治理朝政；在祖乙时，就有像巫贤那样的人；在武丁时，就有像甘般那样的人：这些大臣都有辅佐君王主持施政的功业，殷朝得到了治理和安定。”召公听了这番话，这才高兴起来。从这里可以看出，召公看到周公摄政时像天子一样，就怀疑周公可能有篡位之心，因而很不高兴，表示了自己的不满，直到周公一再表白，他对周公的行为理解了才高兴起来。这说明他对周王室的忠诚绝不亚于周公。至于他的其他高尚品德，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其三、治国精英。
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春秋《公羊传 隐公五年》载：“自陕而东，周公主之；自陕而西，召公主之。”召公治理陕县以西奉行以人为本，爱民如子的原则，俭以奉身，正道直行，仁厚威重，政肃民清，从侯爵伯爵到老百姓，每一个人都有适应的职位，没有失业的，人人安居乐业。后人评价召公功绩时说道：所幸周之有召公，若汉之有肖何，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方有周公三年之征，久战克胜。不然，禄父之难，管、蔡之叛，鹿死谁手，将殊难逆睹也。盖周公纵有通天彻地之能，亦无三头六臂之雄，如之何即守西复征东？这说明召公治国有方，为政有道，能使国库充实，保障财政供应，百姓生活富足，深受人民拥戴。
其四、外交奇才。
史书上一直有召公南巡布道的记载，是说召公在文王和武王时期，曾多次南巡，去江汉流域宣扬文王和武王的仁政德治，争取南国各位诸侯的支持。事实上，召公在周初的几项重大事件中，他不仅都曾经参予过，而且都曾起了重要作用。他在军事、外交和行政事务方面都有很高的才能，因而在武王伐纣时能“日辟国百里”。以后，他又奉命四出活动，时而南巡“省南国”，去江汉流域宣扬王命（《诗经·大雅·召旻min》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国百里(先王受命昔为君，有像召公辅佐臣。当初日辟百里地）；时而北上，平息国的叛乱；时而东征，讨伐东夷之叛；时而去中土洛邑“相宅”；时而又出现于宗周的盛大祭祀活动场所。事实上他在西周历史上的功绩，远超出“燕召公”这一称谓的范围。周王命他担任太保之职，为召公提供了施展其才能的广阔舞台。因此公正地说，召公是古代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忠臣贤相，是当之无愧的历史名人。
其五、廉政鼻祖。
召公不仅勤政爱民，而且清正廉洁。他为官一方，造福一方清廉，以殷纣王的残暴不仁为警戒，免除暴政，轻徭薄赋，所辖区域，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百姓安居乐业，民风淳朴。召公还常常不辞辛苦，下乡巡视察看，在田间地头处理民间事务，了解百姓疾苦，奖励农桑。凡遇民间诉讼，他都仔细察明，秉公决断。那时黄河经常泛滥，气候干旱成灾。召公就在甘棠树下和国人一起寻找救灾大计，共谋抗旱方略。召示青壮奋力自救，攀山越岭，寻找水源，与国人一起早出晚归，同甘共苦。一天来到崤山一带，太阳落山，为了不打扰百姓，他就在甘棠树下，搭一草棚住下。地方官吏要让百姓腾出房屋让他歇息，召公马上制止，曰：“不劳（我）一身，而劳百姓，不是仁政。”这样，召公就在山野的棠树下休息，摘吃棠梨果子解渴充饥，并告诫地方官吏，这甘棠树真好，浓荫郁郁葱葱，果实甜酸可口，百姓劳作累了，可以歇息解渴，要让百姓好好保护它，不要乱砍滥伐。百姓闻听，盛赞召公体恤民情，广施惠政，深得民心，并编成歌谣，广为传诵。
在我国，一直流传着“不贪为宝” 的故事。是说春秋时郑国子产为相。郑国人有得良玉者，献给子产，子产不受。献玉者说：这是宝贝呀，子产说：你以玉为宝；我以不贪为宝。我收了你的玉，咱俩都失去了宝贝。还是咱们各自拥有自己的宝贝吧。终究没有接受这块宝玉。
汉代，有人给杨震送礼,杨震拒收,对方说无人知道,杨震说“天知、神知、我知、子知”,意为“天知道,地知道,我知道,你知道,怎么说没人知道?”从而拒绝了礼物，保持了清正廉洁的气节。
我以为，子产和杨振的这些可贵的做法，可能与受到召公等廉政楷模的影响大有关系。
其六、天才诗人。
召公一生作了多少诗，我们不得而知，但《诗经》中的“大雅·卷阿”被一些名家认定为召公所作。《毛诗序》认为是“召康公戒成王也”；宋代朱熹《诗集传》认为是“（召康）公从成王游歌于卷阿之上，因王之歌而作此以为戒”。 《竹书纪年》载：“成王三十三年，游于卷阿，召康公从。”此诗所记，当即为此次出游。“有卷者阿”言出游之地，“飘风自南”言出游之时，“岂弟君子”言出游之人，“来游来歌，以矢其音”二句则并游、歌而叙之。这段记叙简约而又全面，所以前人称其“是一段卷阿游宴小记”（方玉润《诗经原始》）。其中“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 凤凰鸣叫示吉祥，停在那边高山冈。高冈上面生梧桐，面向东方迎朝阳）早已成为被人传送的名句。诗歌中第七、八、九章，以凤凰比周王，以百鸟比贤臣。诗人以凤凰展翅高飞，百鸟紧紧相随，比喻贤臣对周王的拥戴，然后又以高冈梧桐郁郁苍苍，朝阳鸣凤宛转悠扬，渲染出一种君臣相得的和谐气氛。
此篇是对周王歌功颂德的诗篇，思想上带有局限性。但称颂中带有劝戒之意，所以仍有可取之处。从艺术上来说，全篇规模宏大，结构完整，赋笔之外，兼用比兴，贴切自然，给读者留下了鲜明的印象，同时也对后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宝鸡文理学院副教授王渭清发表文章说：《诗经》中有一些诗中在宝鸡的一些地方留下了文化遗迹。如《大雅·卷阿》：“有卷者阿，飘风自南。岂弟君子，来游来歌，以矢其音。”“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此诗记周王在召公陪伴下到卷阿的一次游历，卷阿即今岐山凤凰山麓的周公庙所在地。“卷阿”今宝鸡方言读“圈窝”，即指山蜿蜒凹进去的部分。《召南》中有一首《甘棠》，诗以甘棠树起兴纪念周初杰出政治家召伯（召公）的诗，表达了周人对召伯的爱戴。诗中的甘棠树今在岐山县境内的刘家塬村（此村旧称召公村，村旁有召公祠，明清以来文人多有祭祀题咏），被誉为“中华第一树”而名播四海。
其七、人民福星。
我在此说召公是人民福星，是因为他主政一方，造福一方，政通人和，社会安宁，人民幸福指数较高，受到了大家由衷的赞美，并写诗歌颂之。所以说召公是国家之福，也是人民之福，是真正的福星。
其八、百岁寿星。
我说召公是百岁寿星，虽无历史记载可查，但根据一般常识，应该说是完全可以成立的。文王活了97岁有历史记载，至今无人质疑。那么，作为比文王可能小30来岁的召公，在文王去世后辅佐武王十多年，辅佐成王30来年，又辅佐康王一段时间，加起来应该有50年左右，再加上文王时代的60来年，可以推断他的实际年龄可能在110左右。这似乎不大可信，但姜子牙活了139岁，史书记载的明明白白。相类比，是由可能的。“仁者寿”、“大德必寿”，这是古人的名言，是有科学道理的。为什么“仁者寿”、“大德比寿”呢？因为道德崇高者，怀有仁爱之心，胸怀宽广的人容易长寿。道德感是人的一种社会性高级情感。自我道德感的满足，会产生愉悦心情，缓解情感矛盾，减少心理冲突，并通过大脑皮层，又给生理机制带来良性影响，从而有益于人的健康。明·吕坤《呻吟语》说：“仁者寿，生理完也。”即“仁者”在形、神诸方面都完全具备了有利于生命延续的全部积极因素。
孔子在《论语》中指出：“仁者寿。”他解释说：待人要宽厚大度，要有高尚的道德修养，这样的人能长寿，他在《中庸》中更加明确地阐述：“大德必得其寿。”这是因为，大德者，必然德高望重，安心处世，光明磊落，性格豁达，内心宁静。我们平时所说的“心底无私天地宽”也是这个意思。由于“无私”，所以终日心平气和；由于宽厚待人，没有嫉贤妒能的忧虑，心里自然泰然自若，这自然有利于健康长寿。
在此，再以邵姓名人邵逸夫来说，也充分证明了“大德必寿”的道理。邵逸夫说:“我的最大乐趣是工作,只有保持工作才能长寿。”他2011年正式退休，干到了104岁。这说明他有热爱工作、乐于奉献的美德。
邵逸夫（1907-2014.1）原名邵仁楞，1907年生于浙江宁波镇海。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荣誉主席，邵氏兄弟电影公司的创办人之一。自1985年以来，邵逸夫通过邵逸夫基金与教育部合作，连年向内地教育捐赠巨款建设教育教学设施，截至2012年赠款金额近47 .5亿港元，建设各类教育项目6013个。历年捐助社会公益、慈善事务超过100多亿港元。当时媒体报道说：2014年1月7日早上8时,邵逸夫爵士在家中安详离世，享年107岁。他的高寿，显然与道德品质十分高尚、乐于奉献直接相关。
   其九、奠基北京。
周武王灭商以后，封宗室召公于燕，在今北京及河北中、北部（”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燕国的都城在“蓟 jì”（位于今北京房山区琉璃河）。这就是说，今天的国家首都北京城，早在3000多年前的召公时期就已经奠定了基础。虽然召公封于燕国后派大儿子去管理燕国，自己仍留在镐京（今陕西长安县西北镐村附近）任职，将大部分时间用于太保的职务，承担起比燕侯更为重要的责任。但不能由此就得出结论，似乎召公没有去过燕国。可以肯定地说，召公肯定多次回到过自己的封国，特别是决定一些大事，像燕国的国都建在什么地方等等，召公一定会过问的，他的大儿子也一定会征求他的意见的。当年修建洛邑（东都洛阳）时，虽是周公主持，单地址也是召公勘察确定的（召公可能懂风水）。那么像修建燕国首都的事，决策肯定出自于召公。这样看来，召公是非常伟大的。饮水思源，在祖国的首都北京在早期奠基时期，就凝结着召公的心血。对此，邵姓宗亲应该引以为荣。
总之，召公姬奭是一位功勋卓著、德高望重的历史巨人，是周代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工程设计师，是当之无愧的政治明星、道德楷模、治国精英、外交奇才、廉政鼻祖、天才诗人、人民福星、百岁寿星。他的伟大功德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永远照耀着我们，激励着我们，鞭策我们修身、齐家、敬业、奉献，坚持不懈地创造人生的价值，为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  岐山周文化研究会  作者  郑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