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太王迁岐的故事，《史记》是这样记载的：公刘迁豳传至九代，古公亶父继位成为国君。他是一位杰出首领，尽力继承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富民强国，备受拥戴。可戎狄族却不断骚扰。古公给其财富让其罢军。戎狄得到财富，贪欲更甚，再度攻打不已，企图霸占土地和民众。众人怒不可遏，要求奋起抵抗。古公仁慈，不愿因战争伤害部属，毅然率领族人离开豳地，度过漆水和沮水，翻越梁山，一直迁徙到岐山之下的膴膴周原。豳人举国扶老携弱，全都跟随古公迁移过来。附近邦国闻听此事，都认为古公仁爱宽厚，纷纷归附。于是古公贬斥戎狄习俗，营筑城郭室屋，分成邑落居住。设立五种官职处理事务。这就为后来周人发展壮大，“百里而王天下”奠定了基础。此事深受孔子称赞，认为这是仁义得国的典范。《诗经·大雅·绵》便是太王创业于周原的壮美史诗。

古公亶父因仁义得国，并历经王季和文王不断发展壮大，到武王时伐纣灭商，建立了长达800年之久的周王朝。实在可喜可贺。

如果我们现在来个逆向思维，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假若太王当年面对戎狄族的强势骚扰，听从部属建议而奋起反抗，与戎狄族硬拼的话，那将是怎么样的一个结局？显而易见，如果是那样，那么后果将惨不忍睹，在军事力量根本无法打败强大的戎狄族的情况下，那一定一败涂地，不仅部属会遭受灭顶之灾，他自己可能也性命难保。如果是这样，那么就没有后世的王季、文王，也就没有武王、周公和召公等等，同时也不会有什么周王朝，当然也不可能产生博大精深的周文化。太王以后的历史会怎么改写，中华民族向何处去，其前途命运究竟如何，这些就都很难说了。

由此想来，太王选择由豳迁岐，实在是非常英明伟大，其决策千真万确，令人可敬可佩。

这就牵扯到如何决策的重大问题了。那么，要作出正确决策，必须考虑到哪些因素呢？在此，就有必要了解有关的基本理论知识。

什么是决策呢？决策，指决定的策略或办法。是人们为各种事件出主意、做决定的过程。它是一个复杂的思维操作过程，是信息搜集、加工，最后作出判断、得出结论的过程。司马迁在《史记》中谈到太王决定迁移时，说得很简单很轻松：“古公仁慈，不愿因战争伤害部属”。其实，应该说太王在做这个重大决定时所考虑到的因素是很多的，我想起码有以下几点吧：一是从敌我力量对比看，太王肯定心知肚明，敌人强大，我方力量薄弱，不能用鸡蛋碰石头；二是如果和戎狄族硬拼的话会有怎样的后果，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凭满腔热血奋起反抗必定打败仗、吃大亏，弄不好的话还会导致毁灭性的下场；三是以太王的个人品德而言，他是非常宽厚仁慈的，是热爱和平反对战争的，不仅不愿意使自己的部署遭遇伤亡，也不愿让对方受到伤亡；四是太王思维灵活，坚信天无绝人之路，只要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正是因为以上等等的原因，太王不管别人怎么说，始终有个主心骨，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迁移，走出了“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困境，迎来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光明前途。

再进一步来看的话，我们就会对太王更加崇敬。

我在《周文化丛书》“三王卷”中写过这么一篇文章“古公亶父的德文化”，其要点如下：

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古公亶父（周太王）给我们的印象是宽厚仁慈，非常珍惜民众的生命，宁愿选择迁移，也不愿发生战争。由此看来，古公亶父之德在于以人为本，而财产、土地则次之。关于古公亶父之德，《诗经·大雅·绵》的注疏中有多种相似的说明，如《书传略说》：

“狄人将攻。大王亶甫召耆老而问焉，曰：‘狄人何欲？’耆老对曰：‘欲得菽粟财货。’大王亶甫曰：‘与之。’每与，狄人至不止。大王亶甫属耆老而问焉，曰：‘狄人又何欲乎？’耆老对曰：‘又欲土地。’大王亶甫曰：‘与之。’耆老曰：‘君不为社稷乎？’大王亶甫曰：‘社稷，所以为民也，不可以所为民亡民也。’耆老对曰：‘君纵不为社稷，不为宗庙乎？’大王亶甫曰：‘宗庙，吾私也，不可以私害民。’遂杖策而去。过梁山，邑岐山。周人束修奔而从之者三千乘，一止而成三千户之邑。”

当古公亶父弄清戎狄族的最终目的是想霸占这块土地时，虽说心中不舍，但他明知一旦发生战争，双方都会造成重大的生命损失，便咬咬牙，宁可丢掉土地和财产，也要避免战争。此时，年老而有地位的士绅质问打算迁移的古公亶父：“君不为社稷乎？”这一时期的社稷指的是土神和谷神,也就是土地和粮食，是人们生存的基本条件，所以那时候的君主都祭祀社稷。后来社稷就代表国家。而当问到“难道不为宗庙吗”时，古公亶父则明确回答：“宗庙是我们私家的事，不能以私害民。”

由此可见，对于财产、土地和人民，在古公亶父的心目中是有一个顺序的：人民是最重要的，土地次之，财产更次之。在严酷的重大选择面前，古公亶父为了保护、保存追随他的民众，果断地放弃了土地和财物，甚至连纪念祖先的宗庙都可以放弃，建立了“不得”的模式，也就是建立了“德”文化。他的“不得”立足于对民生的关切，是其祖先后稷的“生”民和公刘的“厚”民的再进步。中华祖先的良政是以民生为第一位的。

易曰：良性的政治是“君子以容民畜衆。”这里强调的，就是对社会大众的宽容。礼曰：良性的政治是“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在此，是把君民一体作为政治的理想状态。孟子曰：良性的政治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个非凡的见解是对古公亶父之德义的升华。

古公亶父的德文化是把人民利益置于财产、土地之上的。这样的顺序，在后世孔子的学说中都有所表达。在墨子的兼爱论中，说得更加透彻。。

古公亶父的政治文化的核心是德治。不过，这里的“德”是与“得”相对立的，“德”即“不得”。以“不得”实践“德”。所谓“不得”，就是为了保障民众的生命安全和根本利益，宁愿失去土地和财产，即使自己不当国君也无所谓，这才是真正有“德”。在古公亶父看来，为了保住土地、财产和自己的地位而无视民众的生命，就是无“德”。理解到这个程度，我们就会充分感受到古公亶父的可爱、可敬、崇高和伟大。

所以从根本上来说，古公亶父之所以宁可放弃土地、财产和宗庙而决定迁移，就是为了保护民众的生命安全和根本利益。这和我们今天所说的“以人为本”、“人民至上”、“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是完全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民至上”“人民就是江山”的政治理念，在3000多年前的周太王那里，就可以窥见端倪了。换句话说。习近平“人民至上”的光辉思想，就深深扎根于周太王那里，扎根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认识到此，我们怎能不更加敬仰周太王呢？再说，他当年若没有迁到岐山，岐山哪有如此的荣耀呢？还会有周太王陵、周三王庙、泰伯庙和周公庙吗？统统不会！（作者系中国先秦史学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宝鸡炎帝与周秦吴文化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