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许多劳动争议案件中，用人单位明知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仍坚持仲裁裁决、一审起诉、二审上诉，恶意诉讼拖延时间以达到少赔偿或不赔偿的目的，此现象既因法律程序设置繁杂、恶意诉讼赔偿制度空缺，更主要原因是我国劳动争议案件诉讼费过低。
现仅以一起工伤劳动争议案件为例：甲劳动者在乙企业工作，但没有签到劳动合同，甲在工作期间受伤。甲向乙企业要求工伤赔偿。乙企业拒赔，甲向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乙企业以与甲不存在劳动关系为由进行抗辩。甲无奈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请求确认其与乙企业存在劳动关系。仲裁委裁决甲与乙企业存在劳动关系。乙企业不服，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法院依法确认甲与乙企业不存在劳动关系。法院判决甲、乙存在劳动关系后，乙企业上诉至中级人民法院。中院维持一审判决。之后，人社局作出工伤认定书，认定甲为工伤。乙企业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该工伤认定书。法院维持了工伤认定书，乙企业向中院上诉，中院维持了一审判决。甲依据工伤认定书向仲裁委提出工伤赔偿申请，仲裁裁决支持了甲的仲裁请求。乙企业又提起民事诉讼，法院判决甲胜诉。乙企业上诉至中院，中院维持了一审判决。一起简单的劳动争议案件，经过两次仲裁，一次工伤认定，一、二审两次行政诉讼，一、二审四次民事诉讼，历时近4年。从诉讼角度看，劳动争议案件不分标的额，民事诉讼每起案件受理费10元，行政诉讼每起案件受理费50元。本案中乙企业仅支出140元诉讼费，却拖延了4年的时间，不赔偿劳动者损失，也耗费了一二审法院大量的审判资源。
劳动争议案件诉讼收费过低，导致用工单位启动诉讼的风险大大降低，容易引发用人单位滥用诉权“打持久战”拖延赔偿时间，令受伤的劳动者得不到及时赔偿，不得不长时间承受经济和精神双重压力，极易激化社会矛盾。同时，会诱发当事人滥用诉权，更会从深层意义上影响社会关系的理性化。因为，起诉时虽然由起诉方预交诉讼费，但诉讼费最终由败诉方负担，从而，纳税人在为滥用诉权者买单之外，由于更多的诉讼是当事人违约不履行义务或者是违法侵权引起的，这就会产生纳税人为违约者或违法者买单现象。而且，当事人交纳的诉讼费越少，就等于越不用为自己行为承担责任，也就越发不以为然，越在客观上助长滥用诉权或者侵害他人权益之风。滥用诉权的受害者在受害后，尚难以寻求法律保护，而滥用诉权者无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通常情况下，即使法院对恶意诉讼者的恶意请求不予支持，恶意诉讼者也只是承担极少的
诉讼费用而已。这在客观上又纵容了滥用诉权的大量发生。
恶意诉讼所产生的消极的社会影响不容忽视。一是严重干扰正常审判秩序，挤占、浪费有限的司法资源，让广大纳税人为其行为买单。二是由于滥用诉权是一种自己任性而给别人无端添堵的扰民行为，会影响对方当事人的工作生活，需要应诉、取证、委托代理律师、听候诉讼结果甚至还要再陪着上诉，工作、生活受到无理干扰，给其造成直接或间接损失。三是滥用诉权的受害者在受害后，由于无法通过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可避免地对法律的作用产生怀疑，出现信任危机，从而去寻求法律以外的方式找回公平，这必将增加社会不安定因素。四是如果不能在制度上遏止恶意诉讼之风，势必会对有限的司法资源带来冲击。亦如文中案例一样，当一审、二审法院审判资源被大量耗费，当恶意诉讼令法官们不堪其扰时，定会影响其他案件的公正审理。
因此，提高诉讼费收费标准不失为遏制恶意诉讼的有效举措之一。同时应强化对恶意诉讼侵权责任的追究。在法律制度上，增加恶意诉讼者的诉讼成本，不仅要赔偿经济损失，也要赔偿精神损失。在诉讼程序上，加速民事诉讼的改革，加大对恶意诉讼行为的惩罚力度。通过对刑法305条的修改或者增设民事伪证罪，对造成严重社会危害的恶意诉讼行为进行刑事责任的追究。一旦挑起恶意诉讼的当事人不但得不到法院的支持，还将为自己的恶意行为承担具有惩罚性的赔偿责任时，恶意诉讼的发生率自然会大幅消减。（正定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