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宏曾是我们的师长，后升调到兵种任参谋长，其有不少的故事，颇具传奇色彩。那个“大”字是日本人给加封的，其不仅人高马大，而且名声也大，当年在太行山抗战，小日本只要听到“大武宏”的名字，会吓得屁滚尿流。

新兵训练结束补入老连队那天，营长正在给我们新兵讲话，突然喊了声“都有了——立正”便向左转，接着跑向三十米外的几位军人，立定，敬礼，报告……我有点纳闷：少校怎么向大尉报告呢？及至走近，才看清来者不是大尉，而是大校。我不由吐了一下舌头。被营长瞅见了，指着我喊“出列。”厉声喝问：扮什么鬼脸？我如实报告。大校先乐了，说“听口音是陕西乡党啊！一只眼（那天，我左眼患麦粒肿，蒙着纱罩）应该看的更准，不过可能看不远。”引起一片笑声。这时，营长说“请师长作指示”……我不由睁大眼睛，在新兵连听到师长不少的传奇故事，还说不容易见到师长，可是我到老连队头一天就见到了，应该说够幸运的。

在老连队，我听到师长更多的故事，最为传神的有四件，第一件是逮着日本兵，少了“切西瓜（砍脑袋）”，多了“打活靶（圈在山髂用机枪点射）”。第二件是抓了个俘虏夹在腋下疾奔回来一看，俘虏给吓死了。第三件是傅作义坐镇北平时，曾悬赏重金买武宏的人头，解放后傅作义欲会武宏一面据说征得毛泽东主席的同意后才得以成行。第四件是讲师长“讨要”军衔的事，说师长与政委一块从人民大会堂出来，一辆华沙牌轿车奉命来接政委却拒绝师长上车，政委急忙作解释欲让师长上车同行，司机原则性很强，说“华沙”只拉大校以上，上校没资格……，一气之下，师长迳直去找兵种陈士榘司令员发脾气说“要不我不当这个师长，要不给我添颗痘即一颗星（时值军衔改革前夕，否则军衔与职务不会脱节）”。笔者到地方后，单位一位同事是天津宝坻人，听说我曾是武宏的部下，又给我告诉他们家乡谈论武宏的两件事。一是日本兵有“要不……让他出发撞上大武宏”的咒语。二是我部在天津小站有一个营在种稻子，初，社员（村民）甚是淡漠，不太配合，后听说是武宏的部队，便热情有加。

部队编制有政治干部和军事干部，应当说党委书记理所当然由政委担任，可是我部很特别，党委书记却是由武师长兼任——这足以说明其在部队的威望。

在突出政治的年代，强调军事要给政治让路，当时的“天天读（即每天一个小时的读毛主席的书）”时间是雷打不动的。有一天，山洪冲垮了路，运输中断，担任修路的五连指导员以正在“天天读”为理由没有马上组织抢修，武师长大发脾气，立即将这位指导员撤职。

1967年秋，我进北京采购，乘车路经天安门瞥见观礼台前写着“打倒官厅的陈再道”的巨幅标语——我大吃一惊：陈再道是大军区司令员，官厅当时只驻我们一个部队，这分明是指我们的师长么。一回到部队我马上询问怎么回事。原来两天前，地方某造反派组织欲冲击我们的司令部，师长安排两个连武装警卫，一亮相便将造反派吓了回去。造反派心不甘，把标语刷到了天安门广场。别说，这一招还真灵，中央文革和中央军委还真来人调查过呢！不过，我们的师长受到的不是批评而是表扬。

我们驻在怀来县说是临时待命，可一待就是几年。“上级没任务，我们找事干，时间不能浪费”—— 这就是武师长的指导思想。我们是特种工程兵，设备是一流的，凭此优势，我们在邻县开了个锰铁矿，支援工业建设的同时，也练了兵。时值“文革”的非常时期，企业开工严重不足，首都的冬季取暖用煤告急，我们便在大同开了两个煤矿。还在官厅水库的滩涂办了个几千亩大的农场种稻谷，然后又用稻草喷丝织布……我们部队被评为全军“五·七”道路的典范，事迹上过《人民日报》呢！

文化大革命期间最为活跃的当是文艺宣传队了，当时郑重其事的叫法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如此冠名是政治使然，是只能宣传毛泽东思想而不能夹杂毛泽东思想以外的内容的意思。1967年，中央春节拥军慰问团赴张家口演出。说是中央慰问团，实际是临时抽调了几个文艺团体如中央乐团、红旗越剧团、芭蕾舞团等单位的一些文艺工作者。我们的武师长给驻在张家口的贺军长打电话说顺便给我们也演几场，说顺便是因为顺路——却吃了闭门羹。慰问团的负责人说他们只给军级单位演。言外之意就是我们这个师不够格……据说贺军长做工作说可别小看我们这支部队，他们算是给了贺军长面子但答应只演一场。武师长很不高兴，本想回绝，又碍着贺军长的面子。遂变了主意说：不来便罢，来了要让他们（受感动）哭着回去。那天，宣传队一下火车便被震住了，在军乐队的伴奏下，士兵列着队（足有一里路长），师长和政委率司令部全体人员前往迎接。由于年长的首长们弃车步行，虽给宣传队备有大轿子车，他们也就不好意思坐了。晚会开始前，我们给演出队赠送了数千枚“毛主席纪念章”，整整齐齐地别了满满一条军用床单——这在当时可是了不得的事，因为那时获得一枚普通纪念章都不容易，何况几千枚，而且个个都是精品。饭菜的丰盛自不必说，加上近水楼台官厅水库的鱼简直让他们赞不绝口。还有更让他们感动的呢！当时，全国学习解放军、敬仰解放军，戴一顶军帽感到是时髦事儿。在张家口，演出队每人获得了一顶军帽和一双军用鞋，很是高兴。而我们赠给他们每人一套最新式的草绿色军装，外带一个军用挎包和一条腰带， 的确让他们感动得流泪—— 竟一连演了七场。不仅如此，以后，他们又来了几次。全是志愿的，而且来的不乏“尖子”，其中有胡松华、才旦卓玛等。

1974年，我到北京出差回到我们的卫生队，几个战友约我去兵种大院看关于武师长的大字报——我只知中央已明令禁止大字报上街，他们说是内部批斗，大字报全挂在室内。当时正值“反后门”高潮，一次开大会，时任党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在台上作报告，坐在台下的武师长（时已调任兵种参谋长）嘀咕了一句“走后门也不是干反革命”，被坐在身后的两位记者听见汇报了。这一下可不得了，算是捅了马蜂窝，王洪文挟持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帅，叶帅只得亲临兵种宣示……幸亏毛主席及时拨正方向，毛主席说：前门进来的不一定称职，后门进来的不一定不称职。才使我们的武师长得以解脱。

（作者简介：靳应禄，兵器部惠安史志编辑，陕西省民俗学会理事，上林苑诗词楹联学会会员，被聘户县政协文史资料征集员、西安市“非遗保护中心”民俗文化研究员、香港中民影业文学顾问。系陕西省老法协法律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