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任环节是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基础，也是实施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的关键。司法行政机关要配合人民法院，准确把握人民陪审员的选任条件，注意吸收普通群众，兼顾社会各阶层人员的结构比例，注意吸收社会不同行业、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民族、不同性别的人员，保证人民陪审员的广泛性和代表性。在坚持选任基本条件的同时，要充分考虑选任人选是否具有良好的个人品行、较好的群众基础、较强的社会正义感和责任心，以及是否有足够的精力参与审判活动等因素，确保所选任人员能切实履行好陪审员职责。司法行政机关还要配合同级人民法院，严格执行人民陪审员选任程序，把好入门关，确保人民陪审员选任质量。
    一是普通人民陪审员选任应实现非法律专业化
    当前的实践中，法院在选任陪审员时通常会认为法律专业的陪审员较一般民众更能胜任陪审工作，更有倾向于选择一些具有法律专业背景人士的趋势，同时对人民陪审员的培训也主要是培训法律专业知识，试图将陪审员变成准法官，从而减轻合议分歧。而这恰恰违背了陪审制所要求的运用陪审员的“民间智慧”来补充矫正法官法律思维不足的初衷，诚如龙宗智教授所言，现行陪审制最大的误区，就在于让非专业法官解决法律专业性问题，因此而违背了诉讼的规律。
    笔者认为，人民陪审员的选任应实现由专业到常识的回归。因为陪审的作用并不是用法律知识来陪审，而是根据自己的常识、日常生活经验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案件，使法官听取来自业外人士的意见，这要求陪审员的思考和判断应建立在非法律人的情感基础之上，而具有法律背景的陪审员往往难免以法律思维看问题，而法律思维往往会破坏陪审员作为普通人的自然判断力，并最终损害陪审制度设立的初衷。
    二是人民陪审员选任应积极吸收专家型人士
    审判实践中职业性、专业性、技术性的新型疑难型案件日益增多，要求法官全面掌握其他行业的高度专业化的知识是不现实的，遇到高度专业性或专门技术问题的案件，法官往往难以快速精准的认定案件事实，而对此普通陪审员往往也难以胜任。比如知识产权案件，建设工程案件、税收案件、医疗损害赔偿案件、涉外案件等专业性比较强的案件，往往涉及非常专业的问题，若不具备相应的专业背景往往难以准确的认定事实。如果在此时，选任具有专业特长的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就可为法官在审理专业性强的案件时提供强有力的技术知识支撑。因此，应在普通陪审员之外另行建立专家陪审员库，在案件涉及到专门性问题时，使用专家陪审员参与审判，让相关方面的专家来担任邻域内专门诉讼案件的陪审员，以专家的专业知识弥补法官在专门知识上缺陷，从而补救法官在事实认定方面的知识不足是十分必要的。

    三是选任范围应适当扩大同时有限制
    笔者认为，在实践中，选任人民陪审员除了对其年龄进行限制，要求18周岁以上外，对身份除了特殊人群外，不应该有明显限制，应认为任何公民都可以提出担任陪审员。同时笔者认为,陪审员的选任范围应该对特殊人群予以限制,如,人大代表就不适宜担任陪审员,虽然它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因为根据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大代表作为各级权力机关的主体,不仅享有立法权,而且可以行使对包括司法审判在内的“一府两院”工作的监督权。如果人大代表担任人民陪审员,其将立法权、监督权和司法权集于一身,这显然与我国的政体相违背,与权力制约的理念存在一定程度的矛盾。同时，人民陪审员的名额、任命和免除都必须提请人大常委会来确定,而人大常委会又是由同级的人民代表选举产生的,并要受其监督,这就可能导致对于人民陪审员的任命、考核和处分难以客观、公正。
    四是人民陪审在选任上应积极强化自荐
    笔者认为，目前对于陪审员参与国家司法审判活动，首先要明确这既是普通公民的一种权利，也是一名公民其应尽的义务。政府要做好人民陪审员选任工作的宣传，增强公民履行义务的责任感，以便社会公众积极申请自荐。另一方面，公民参与司法审判活动的积极性不仅与公民权力意识有关，也涉及到公民个人素质的问题。例如在美国，有的公民对参与陪审也没有多大兴趣，但公民的权力意识较强，虽然不太情愿担任陪审员，但仍然会按时出庭，履行自己应履行的义务。同时要建立一套能够吸引公众参与人民陪审工作的保障机制，提高人民陪审员的福利待遇和社会地位，增强其尊荣感和归属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