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生牛犊虽说是赞美人的勇气的，但也不乏有“冒失”的含义。初分到老连队的那半年时间内，曾三次有人如是唤我。
    第一次是到加修连换工具，加修连值班的是位有着两个花儿的老兵，工作不细心（也许是闹情绪）出了差错还骂人。我反诘他一句“你以为你是上等兵就可以骂列兵？”该老兵眼睛瞪的老大，嘴唇动了动却好一阵泛不上话来。一位上士（不是副排长便是班长）过来冲我一笑，拍着我的肩膀说初生牛犊么！扭头尅了上等兵几句。
    第二次是我们的连长在上爆破课计算装药量时讲了一大堆公式连同布孔示意图一并抄在黑板上——连长是持他在长沙工校进修的笔记做教材，一笔一划地写出来，目的再明确不过，那就是让我们做好笔记回去便于讨论。下课前，连长问大家听明白没有？回答听明白了但声音并不齐整也不干脆。这个当儿我正在打瞌睡——这是我的毛病，听不懂或听烦了时就犯迷糊。也许是打瞌睡被发现，也许是见我不张口，连长点着我的名字问我听明白没有？明白什么？示意图中有两组孔的装药量没讲清楚，公式也无法对应起来……我站起来表明了
    我的看法。连长看看黑板，又看了看教材说他回去再仔细研究研究。
    我们的连长是个“三大”式的人物：个儿大、眼睛大、胡子大，人长的很精神，扎上武装带，挎上五四式，格外神气。别看其喊口令雄浑洪亮，但表演起豫剧《花木兰》来却是柔情温婉，很受战士爱戴。其已升为大尉准备赴任副营长，临时受命组建我们这个连队。
    晚饭后，文书来叫我去连部，一见面先笑着说我“你这个初生牛犊啊……”又若有所思地交底说“你不要有顾虑，连长这个人外刚而内柔，很虚心，叫你去是想和你一块讨论呢！”其实，说老实话，我正在犯嘀咕，我不但有顾虑，而且还有些后悔——我当众指出让连长多没面子？
    一进连部，我的一切顾虑都打消了，只见笑容可掬的连长已将他的“教案”摊开整齐地摆在桌面上，招呼通讯员倒水的同时，自抖“箱底”说差就差在他的文化太低了并说在工校听课时他根本记不及，这本笔记还是他照老师的教案抄的……连长的真诚很让我感动。我还能说什么呢？既然上午发现有两处疑问，那就看看这两处吧！
    教案没有错。但我很快就发现了问题之所在。因为笔记抄的很认真，每一个标点符号虽然是照葫芦画瓢却明显地一丝不苟——在我听到有问题的两个公式和两组孔的前边分别标有对调号，也就是说，连长并没按教案讲或者说连长很可能不知道那极其简单的两撇就是对调号……我的分析没错，连长虽照猫画虎抄来了，却不知那是对调号。
    第三次是在1965年下半年，《人民日报》刊登署名窦卢的文章，标题是《对帝国主义是不能一分为二的》。我不同意这篇文章的观点，写了《应认识帝国主义的反面教员作用——与窦卢同志商榷》的文章呈给指导员审，自然也有尊重他请他赐教帮我修改的意思。指导员看罢笑了，说：你呀！真是初生之犊——我的脸一下子红了，不知为什么，我对这句话已经有点过敏。指导员把稿子退还给我用很浓的四川话拖着腔却又不无殷切地拍着我的肩膀接着说：“那是人民日报！算了吧。”领导的话我当然得听。
    这件事我的班长知道，因为稿子是我花了两个晚上利用熄灯后的时间在小库房里写的。他鼓励我别灰心，还劝我不要背思想包袱。
    大约两周后的一天，我刚下夜斑，却见指导员坐在我的床头，看起来很兴奋。原来是《人民日报》刊了一篇与我那篇标题一模一样、内容也基本相同的文章，指导员拿着报纸来问我是不是用笔名发出去
    的。我说没有，指导员不信，我再三说没有，指导员才很惋惜地说怪他，全怪他，使我们连失去了一次出郝正宏的大好机会—— 郝是我们兵种学习毛主席哲学著作的标兵。见多识广的指导员十分清楚下属战士的文章若登上《人民日报》对本单位尤其是对他本人的影响会有多大，是足以改变他的命运的，单从这一点讲，会让他遗憾终生。
    指导员有很好的口才，脑瓜亦非常灵活，讲课滔滔如流水。其入伍时就是初中文化，是部队栽培的苗子，可惜不能严格要求自己，有点飘飘然，犯了特定错误。同在二连带兵，连长是待升迁，勤奋敬业，积极向上；他却是候转业，不思进取，得过且过——心境有别，责任心不同，效果自然不一样。教导员找我谈话时对我的这几句感想点头赞许，说“符合辩证法”。不几天，指导员就“挂”在政治处了。调离的这么快，据说，是教导员找了政治处。这儿顺便说一句，全军立功的连队不少，但营集体立功的却只有我们一个营——足以证明我们这个营了不起，我们的营长、教导员了不起。